前美国防部官员雷文纳尔发表文章，承认“尼克松主义”挽救不了美帝在亚洲的失败

说“尼克松主义”矛盾百出，使美失败和陷入僵局的危险增大；要美“重新估价美在亚洲的利益”，对中国“抱现实态度”，取消军事上“遏制中国”的政策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二月二十七日登载雷文纳尔所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尼克松主义是有放射性的》，提要是：“前国防部官员雷文纳尔是这里的政策研究所的成员。下面的文章是经许可从外交学会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摘录下来的”。文章摘要如下：
尼克松主义在关岛发表一年半后的今天，其意图和应用情况仍然是模糊不清和矛盾百出的。从仔细的分析和事态发展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政府在制订七十年代安全政策的逻辑方面的一些基本缺陷。
总统在今年二月份发表的外交政策声明答应“使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我们的战略和我们的防务预算平衡——使它们彼此之间平衡，并且同我国所有要优先办的事情保持平衡”。由于过去十年一直在增加军事开支和参与国外的冲突，当时美国人都欢迎这样的前景：减少美国卷入海外——特别是亚洲——的活动以削减国防预算。
然而，事实上，政府的新政策和作出决定的过程引起了更严重的不平衡。实际上，我们是要用较小的常规部队来维持在卷入方面跟过去同样程度的可能性。干涉的幽灵将继续存在，但是失败和陷入僵局的危险将要增大，使用核力量的限度将要放宽。利益、义务和联盟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由于采取就近的军事遏制的目标和由我们的亚洲盟国进行前沿防御，因此我们面前只有这样几种可悲的选择：（１）把大量的现役常规部队引人注目地部署在亚洲大陆上，或者处于能够迅速部署的状态；（２）依靠或及早使用核武器；（３）或者减少威胁力量，增大这样的危险，就是丢失盟国领土或者陷入一种无限期的、耗费精力的僵局中，这等于失败。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重新估价我们在亚洲的利益；重申那些使我们可能卷入亚洲大陆上的战争和减少我们对自己行动控制权的那些目标；取消在军事上遏制中国的政策，并且修改那些体现我们要进行遏制的同盟条约。
但是，尼克松总统一贯反对这种做法：“……我们将保持我们在亚洲的利益和由此而产生的义务……美国将履行它承担的一切条约义务。”因此，尼克松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它承担了要遏制中国的这样一个永久的义务。
我国政府在推行这一政策时希望维持我们当前在亚洲的一切同盟条约和事实上的义务，要从这些条约和义务的威慑价值中得到好处，而又避免这些条约和义务所带来的牵连。可是，它还打算削减我国的常规军事力量。结果是，尼克松主义既没有减少我们卷入亚洲冲突的可能性，也没有令人信服地提供一种可以避免依靠核武器的防御力量来摆脱所造成的困难处境。
关于尼克松主义显得明确的唯一情况是它大肆鼓吹对亚洲化的依赖：通过美国扩大的军事援助装备的当地军队来代替美军。
尼克松主义暴露了它在目标和战略之间的基本矛盾。但是，由于防务计划过程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连故略和力量结构都可能失去平衡。
尼克松主义的无能是由于它在面临预算压力的情况下坚持对中国实行遏制，而预算压力的产生不是由于人力物力十分稀少，而是由于美国人不愿为那些其领导不可能有把握地实现的目标作出很大的牺牲。如果政府要始终如一地调整我们的防御力量和限制防务预算，它必须考虑相应地减少我们在亚洲的对外政策目标。
尼克松总统是带着要同中国实现和解这样一个使命上台的，这个使命主要是他自己在竞选活动中着重这一点而产生的。他的政府放宽了对贸易和旅行的某些限制，并且恢复了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最近，在联合国中赞成驱逐台北（指蒋帮——本刊注）而接纳北京进入联合国的提案得到多数票后，我国政府已开始认真地考虑两个中国的解决办法。但是这种行动并不解决中国主要关心的问题。
不管我们最终如何考虑我们的利益，我们对于真正和解要付出的最终代价最好还是抱现实的态度。这种代价将包括三种考虑：（一）外交上承认并接纳进入联合国和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席位——而不附加那些让台湾能够保持它据说具有的身份或会员资格的条件；（二）肯定一个中国的政策，原则上承认台湾属于大陆中国并允许最终归它所有，（三）撤走美国在亚洲大陆的军事力量，也不代之以一条海上警戒线，一个在附近的岛屿上设立的基地组成的包围圈，一批亚洲雇佣军或者一个核武器网。
这样一种撤走将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甲）完全停止越南战争和撒走驻在那里的全部美军；（乙）从台湾和亚洲大陆的一些国家撤走全部美军和关闭所有基地；（丙）结束对大陆国家的军事援助和不再作出努力来建立当地的部队以继续完成我们的使命；（丁）解散我们同泰国、台湾和朝鲜这些“前沿防御”国家建立的安全联盟。
整个这个计划将等于进行一次外交上的重大革命。这将会疏远目前受保护的政权，使我们同苏联的关系长期不安定，并且使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样一些主要盟国感到难以理解。这将意味着不再设法控制在亚洲发生的事件；以后我们将只控制我们自己对事件所作的反应。
但是，人们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亚洲的事务在某个时候是否会达到这种局面——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这要在经过十年或甚至二十五年的紧张局势和蹂躏、或是政治上的演变和外交上的探索之后才达到吗？人们也还完全可从推测：同中国建立一种较为中立的、或者甚至积极的关系，或许会使我们得到一些新的好处。
我们也许最终可以从同中国建立的商业关系中获得好处（虽然不应当过份强调这一点），而不是我们继续处于我们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困境中固步自封，听凭日本和西欧对大陆进行经济渗透。我们还可以通过消除同中国无意中结下的仇恨来使苏联人比较难于在世界其他地区向我们挑战。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一个同日本抗衡的力量是有益的，日本仍然是我们在太平洋的主要竞争者，不仅是经济上的竞争者，而且甚至也是军事上的一个潜在的竞争者。
遏制政策的具体体现就是我们在中国周围地区建立安全联盟以及承担其他牢固的——虽然不是那么正式的——军事义务。可以说，这些义务：（一）使一些本来是与我们无关的事件变成与我们的利益相关的局势，从而绘我们造成威胁；（二）使同中国的对抗长期存在下去，这挫折了中国的主要动机，从而使那种威胁变为现实；（三）使我们陷入亚洲大陆的前沿防御的地位而无法摆脱；（四）引起了建立大量一般任务部队或者同等的威慑和防御手段的要求。
我们要是仅仅改变战略、辩论干涉的标准和任意调整军队人数，就会贬低我们的联盟在外交方面和防御方面的价值，而甚至连不再卷入都作不到。说得更恰当点，政府应当考虑开始一个在军事上进行调整和在政治上进行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使下述这样一种可能性大大减少：每当在亚洲边缘的广泛地区不知不觉地在外交上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们就会卷进去。这种作法将悬费力的和复杂的，并且和军事威慑的作法一样几乎不是我们能够单方面地绝对控制得住的。但是要是死抱住我们现在的野心和幻想不放，或者轻视中国的不可改变的目的，只限于采取一些无足轻重的外交行动，这样做的后果更要可悲得多。
围绕着尼克松主义所产生的混乱，是同这个主义的自相矛盾的宗旨和三心二意的态度相适应的。一方面保证要履行我们现在承担的所有义务，另一方面总统却使人对这些义务产生相当大的怀疑。一方面保证要避免卷入亚洲将来的冲突，一方面他却只是不适当地影响了我们参加的性质。由于想要使我们能够永远控制亚洲的命运，尼克松主义可能牺牲对我们自己在亚洲的命运的控制权作为抵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