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刊登一篇评论：《苏联科学工作者在闹事》

【本刊讯】英《卫报》十月二十八日刊登佐尔扎写的评论，题为《苏联科学工作者在闹事》，摘要如下：
苏联知识界，特别是科学工作者当中的动乱，正在迫使克里姆林宫不得不把它想要镇压的反对派的行为公布出来。最新的一期《党的生活》刊登文章说，苏联有名的核研究中心之一——莫斯科列别杰夫物理研究所，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因为象“科学—政治界反对派”的最著名成员萨哈罗夫院士这样一些人是属于这个研究所的，所以这家党的刊物对它进行攻击是不足为怪的。奇怪的倒是，拖了如此长的时间才发动攻击。
萨哈罗夫担任的大部分职务渐渐地被解除了，官方曾力图在科学界加强思想上的纪律性，而又不大事声张——但是，现在看来，这是徒劳的。
在科学工作者当中，普遍要求与外界互通消息的自由的呼声越来越大。他们提出理由说，如果苏联科学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给他们以这种自由，如果没有这种自由，他们就不能取得党为了保持与西方相比的力量而需要的成果。
现在不再只是象萨哈罗夫这样一些直言不讳的叛逆者有这种要求。在乌克兰报纸上展开了关于科学基本方向的辩论，辩论很快扩大到对自由问题的辩论，这次辩论是一位三十岁的物理学家维塔利·谢列斯特最近发起的，他在美国看到的情况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维·谢列斯特的父亲是乌克兰共和国的党书记。
表面看来，维·谢列斯特忧虑的是苏联对实用科学的重视和在财政上与组织上对基础科学的限制，但是，在他看来基础科学包括“祖国的历史”——这个方面受到清规戒律和检查禁令的束缚，以防止人们批判性地谈论党在这个国家统治五十三年期间的政治思想和党的行为。
然而，其它科学工作者发表在乌克兰《文学报》上的文章很快谈到了必然要提出的与外国接触的问题。青年科学工作者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与外国接触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不幸的是，我们派往国外进行这种创造性访问的多半不是真正的科学工作者。”
到外国旅行的许可证由“盘问、个人档案、介绍信等等制度卡着，而且这个制度已经完全失败了。”作者本人是个青年科学工作者，他要求让科学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自己可以单独负责决定其工作人员是否能到外国旅行的问题。
这是迄今在苏联报刊上出现的最直接、最大胆的违抗态度。违抗的是中央委员会一个专门的部门所管理的、不光彩的审查和调查制度。
在乌克兰辩论中提出的另一条不满意见是，“几乎没办法及时得到外国的杂志和书籍。”由于政治的原因，大批书籍不准进口——甚至连科学书籍也不准进口。
去年在莫斯科正式发表的一个调查材料得出结论说，苏联科学所起的作用，由于科学文献的交流和科学工作者的交流受到限制而大大削弱了。
苏联一些领导人知道存在这个问题。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席格维夏宁，常常强调与外国接触的重要性。他是苏联领导机构中，与为了国民经济和国防的利益改进利用科学这项工作最有关的领导人之一。虽然格维夏宁是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军的儿子，但是，他为扩大俄国的对外联系如此卖力，以致于一些人士把他看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格维夏宁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强调研究苏联科学的人和科学工作者的“巨大重要性”，他们加上辅助人员现在达到三百多万人。这是一支具有相当大革命潜力的大军——克里姆林宫越是加强这支大军的“作用”，就越会带来更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