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记者谈访问东德观感

【本刊讯】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里斯不久前访问过东德，九月十三日在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安于“现实”》的通讯，摘要如下：
近几年来，西方记者报道东德情况时基调有变化。以前往往大量报道种种压制自由的情况、困难和弊端，现在的明显倾向则是着重强调东德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它巩固的情况。
东德在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个人自由有所扩大，并且有了国家观念的萌芽。与五十年代初期相比，较多的老百姓已不再对统一社会党政权持那么拒绝的态度了。他们向往的理想是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不一定是联邦共和国目前的制度。
东德在许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民主继续受到压制。老百姓对东德国家的赞成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听天由命，看到最近的将来不可能改变政权状况而安于现状。现在，东德公民干同样的活所得到的实际工资仍比西德工人少。由于现政权有种种可能对同党的意见相反的看法施加影响，人们在知心人圈予以外不说真心话，许多人被迫适应形势。
在整个东德都可以看到，居民生活水平已经提高。据官方统计，最近十年间，工厂全日工的月工资已从五百三十一马克提高到七百十五马克。总的说来，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是有保证的。大多数食品按人口平均的消费量与西德的水平相当，但南方水果、龙须菜及其他特殊物品还很难买到。由于储备少，进口能力有限，东德的经济在例外情况下仍很脆弱。一九六八——六九年，一九六九——七○年，冬季特别长，供应就发生过很大问题，包括一般水果、蔬菜和土豆的供应。
东德是目前世界主要工业国之一，其工业产值约为西德的四分之一。它对在困难起点上取得的这个“红色经济奇迹”感到自豪。能取得这个“奇迹”，主要是因为老百姓辛勤劳动，国有化政策比较温和（目前还有百分之十五的企业是私营或部分私营）以及它通过东西德内部贸易从西德进口了现代化机器。
农业方面，一九六○——六一年集体化造成的政治、经济危机已经克服。许多农业社社员显然很赞赏农业社的工资和劳动情况。在机械化过程中，大面积耕作起了积极作用。
东德平均生活水平比捷、匈高三分之一，比苏联高一倍，但比西德低四分之一，原因之一是它的劳动生产率比联邦共和国低四分之一。
经济上的进展使许多公民对国家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但大多数人首先觉得自己是德国人，其次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最后是欧洲人。尽管大力宣传德苏友谊，但几乎没有什么与社会主义阵营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情感。虽然这里比起西德来，人们更感到德国对苏联在战争中的巨大牺牲是有罪过的，但仍然认为苏联部队大量驻在这里实际上是一种占领。除了专门显示友谊的集会以外，苏军与居民接触很少。在我们参加的一次舞会上，所有德国姑娘都拒绝同年轻的苏军军官跳舞。东德学校从五年级开始，唯一必须的外语课是俄语，但人们从俄语课记住的东西少得令人吃惊。
如果问起东德人对理想的国家制度的设想，那么，无论在什么地方，答案大致一样：一小部分人赞成统一社会党现政权；比这一部分人多一些的人希望改变社会制度；同样多的人追求西方民主；但是，如果能自由选择，人数最多的一批人则会主张一种既有言论和旅行自由，又保持国家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模模糊糊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但总的来说，这更近于西方民主的方案，而不是共产主义教育国家的理想。
东德国家对老百姓的全面控制基本上保留下来了。但统一社会党政权为了自己的目标和利盒，现在更多地采用谨慎小心的办法而不是暴力。几乎没有一个公民相信在最近的将来有可能改变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表面上和内心里都在不同程度上适应了现状。人们试图在可能的限度内过一种有内容的生活，自觉不自觉地降低了要求。虽然还受到一定限制，许多人也就满足了。
东德生活表面上的正常状况却有一种谁都明白的明确界限。国家想通过教育、训导和讨论保持这种界限，但必要时也动用警察暴力。最近，平均每年判处政治犯罪三千起，大多数是企图逃跑，约百分之十五是“煽动”、“诽谤国家”或类似的罪过。由于批评占领捷克而公开判处的有七十起，多数是青年人。对自发的政治行动竟然害怕到了如此地步：东柏林洪堡大学学生自发地要求举行反对美国对越南政策的示威，也公然遭到禁止。
在东西德边界上，一九六一年以来至少有一百五十人在逃跑时被打死。冒着极大危险越界逃走的，一九六九年有九百五十人，一九七○年上半年有四百人。在这一时期通过非法途径进入联邦共和国的有几千人。逃跑未遂的数目就更大了。一九六九年年初以来，有两万人（大多数是领养老金的）经允许迁居西德。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年年中，有三百万人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东德的生活自由了一些，人们发展的可能大了一些，经济状况比以前好了一些。老百姓感到自己形成了一个劳动集体，而且可以看到国家观念的萌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家是巩固了，老百姓不再把它看成是暂时的东西。但这种正常化却是在墙后发生的，并且暂时还是建立在一种动荡不定的基础上，就是：人们不得不看到，任何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企图都是毫无指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