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一研究所所长布热津斯基谈苏对外政策

说西德、日本以及土耳其和伊朗是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轴心国，苏目前对外政策旨在摧毁美在这三个地区的地位，七十年代极可能不是谈判的时代，而是发生对峙的时代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八日刊载布热津斯基的文章，标题为《苏联的‘引诱’是不吉的》，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布热津斯基是哥伦比亚大学共产党问题研究所所长。他以前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委员）
在欧洲的德国，在俄国以南的土耳其和伊朗以及在远东的日本：这些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中的轴心国家。每一个轴心国在邻近苏联的一个关键地区里阻止住了苏联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扩张。因此，这些轴心国同美国在安全和政治上的密切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俄国人几次试图用武力来刺探这些堡垒。美国在德国受到过两次考验（第一次是在柏林遭到封锁期间，第二次是在五十年代未和六十年代初），在土耳其和伊朗各受到一次（在战后立即受到的），在远东受到一次间接的考验（苏联支持的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每次，苏联的侵略都被胜利击退了。
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除了在柏林问题上对意志进行了一次考验以外，苏联还企图推行可能称之谓一项还未成熟的全球政策。一种摧毁性的努力
继任赫鲁晓夫的领导班子，在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举棋不定之后，已制定了一项不同的、表面上不那么雄心勃勃，但是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加挑战性的外交政策。苏联的新政策调子不高，更多地依靠引诱而不是威胁，并且得到更大的力量的支持。这项政策旨在摧毁美国在这三个轴心地区的地位，从而促使它的最后瓦解。
克里姆林宫同德国的勾搭肯定是这种战略的一部分。从莫斯科的前景来看，最近同波恩缔结的条约是朝右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在勃兰特对东方的态度和戴高乐早些时候采取的主动行动这两者之间有强烈的相似之处（虽然重要的是应指出，跟戴高乐不一样，勃兰特在促进西欧团结方面起着极其建设性的作用）。两者的情况都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欧洲国家在欧洲分治这一复杂问题上单枪匹马地着手同强大得多的俄国人打交道。这恰恰就是莫斯科求之不得的。它希望，这样，人们对美国和欧洲相互依赖的感觉会逐步逐步地消失。日本是关键在远东，苏联的外交要达到两个目的：遏制中国，削弱美国的地位。可能还有第三个目标：请求日本在开发苏联的西伯利亚方面进行大量投资。
日本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关键。苏日关系的改善，肯定会改善苏联在中苏冲突和美苏竞争中的地位。同时，没有日本的帮助，苏联的糟糕的经济是无法达到开发西伯利亚这一伤脑筋的目标的。
日本对世界问题的态度仍然以经济为主。俄国人对此是敏感的，因此他们在诸如把千岛群岛归还日本的问题上一直是不妥协的，相反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日本的企业界。他们向日本商人展示了在西伯利亚可享有大好机会的前景（并且还狡猾地暗示法国或西德竞争者也可能到那里去）。政治问题暂时悬而未决，要到日本在经济上更多地同苏联合作时才可解决。
在南方，苏联力图改善同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这一点现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中东危机已使俄国人得以越过这些屏障，而在地中海建立他们的势力。然而，莫斯科一直愿意牺牲塞浦路斯共产党人的利益来博取土耳其人的欢心，它也一直愿意冒使伊拉克人不快的风险来讨好伊朗国王。应当着重指出，苏联是谨慎而耐心地干这一切的。这一切是一项有步骤的战略的一部分。其影响应该非常认真地加以衡量。不吉的冷淡
不幸，在诸如柏林林中东和越南这样一些有争端的重大问题上，莫斯科一直没有到达合作的程度。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希望同西方达成一项明确的和解。相反，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敌视西方，继续力图维护其对东欧发号施令的地位。
当人们考虑到，苏联在制定新政策的同时，在战略和常规级别上作了巨大的军事努力，这一切变得更加不吉了。由于这股实力的增长，苏联愿意在别的地方卷入进去的心情也会随之而增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更为确切的是，可以认为苏联目前的政策是这样一项政策（这个政策旨在改变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而不利于美国）的一部分，而不是寻求关系的正常化，以便结束冷战和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合作体系。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七十年代极可能不是一个谈判的时代，而是一个发生某种不愉快的、令人惊讶的对峙的时代。（文中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