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记者克拉克谈在我国采访经过承认在我国工作方便但又散布采访不“自由”的印象

【本刊讯】美国“编者与出版者”杂志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２０日的一期，刊载了加拿大“蒙特利尔明星报”记者克拉克的报道，标题是：“对于在共产党中国的记者来说，一切事情干净利落”，副标题是：“效率是在进行新闻接触方面的口号。”摘要如下：
中国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土地面积在世界占第二位，但是在那里工作就像在一个小农村中工作一样。凡是有点地位的人都立郎知道你在城市内，没有办法逃避外交部新闻司，因为你是完全依靠新闻司来进行一切约会的。
我的第一个正式行动是打电话给外交部，十分钟之后，我就到了外交部，再过十分钟，我就得到了我的记者证，并且开始工作了。在我以后停留的五个星期里，一直有这样的效率。会讲流利英语的何先生安排一切的会见，在我居住的旅馆的旅行社安排译员和交通工具。一切事情办得都很干净利落。在旅行的五千英里中，包括乡村和上海、广州这种大城市，并没有人跟随着我——至少我不知道有人跟随着我。
何先生建议我提出我要会见的人物的名单，我首先开列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
从来没有任何人设法在具体问题上，例如在外交上承认共产党中国的问题上争取我。只有一次我被招待参加一次小规模宴会，这是由新闻司副司长徐晃招待的。我们所谈的大部分是小问题，我们最接近于谈到思想意识问题的时候是我抱怨北京向外发的电报费太高。我说，“从北京向伦敦发的新闻电报费每一个字是一角五分，但是从伦敦向蒙特利尔发一个字只有一分钱，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贵十五倍。”徐先生显然认为这是有趣的，因为他笑了，但是他没有采取行动降低电报费。他也没有答应将让更多的记者进入中国。我指出，目前至少有六个英国和加拿大记者正在香港等待签证。徐先生没有作声。
一天，在我吃早饭时，有人叫我到饭厅去听电话，何先生有点气喘地说，“副总理陈毅将在一小时内接见你。”
我同外交部长进行了四小时的会见，这是自从金门战斗以来国务会议的成员向任何记者——共产党记者或非共产党记者——进行的第一次接见。我并没有事先提出问题，虽然在若干天来我已在布袋中放了十二个主要问题。陈毅只要求我把这些问题说一遍，然后他就靠在座位上，逐点答复这些问题。
外交部长说，由于这是正式的政策声明，必须要把记下的东西读一遍以求准确，我在傍晚提出了一份两千字的报道。
在中国没有新闻检查。你就把电报带到邮政局就行了。当然，检查是在以后进行的，一家通讯社的记者最近发现了这一点，由于他的消息是“迷惑人的”，他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但是他没有被赶出去，而只是被“冻结”了——那就是说，他接受不到约会，不能会见官员，因此，他的活动没有多大道理。
但是在第一次访问时，我对于去我所希望去的大部分地方或观看我所希望观看的东西是没有困难的。主要的例外是我要求到厦门前线去。这个要求没有结果。虽然参观工厂必须事先进行安排，但是并没有人阻止我在小巷上??来??去。或者同三轮车夫谈话。我曾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只是来观光和听各种声音。我也拍了我所希望拍的一切照片。
不久以后我也了解，我可以在没有何先生的帮助下进行一些活动。例如，我要求同住在北京的美国人（其中包括在朝鲜战争后拒绝遣返的前美国士兵）会见。何先生没有回答。但是通过一家大使馆，我发现了美国人的住址，我没有宣布就前去了，他们中的两个人出来同我一起吃了晚饭。但是我企图同中国知识分子接触的尝试完全失败了。自从“百花”运动以后对他们严加控制以来，他们对于同外国人谈话是非常小心的。
在中国采访的基本问题，大体上就是在其他共产党国家，特别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遇到的问题。基本上说，记者依靠报纸和官方通讯社获得消息息。当然，除此以外，是不可解的中国方块字和语言障碍。在苏联，至少你可发现有某些普通的公民会讲一点英文、法文或者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