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是怎样垮台的？（待续）

【本刊讯】美国纽约丰克和瓦格纳尔公司出版了一本题为《赫鲁晓夫的垮台》的书，作者是对苏联问题有长期研究经历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威廉·海兰和理查德·沃利斯·施赖奥克。他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背景和过程作了专题研究和分析，一九六八年写成此书。全书共分为八章，从一九六一年前后苏修内外政策接连失败写起，叙述了古巴导弹危机的起因、经过和后果，以及苏修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的争吵和倾轧，最后对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垮台时的情景作了详细的描述。作者说勃列日涅夫等人搞赫鲁晓夫时是“毫不留情的”，他们就象是“揪着赫鲁晓夫的脖子”把他“扔进了苏联政治生活的垃圾堆。”“尽管事情是按合法程序进行的——在中央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进行了表决，其实，反对赫鲁晓夫的活动是秘密策划出来的，而不是投票的结果。”
现将该书最后一章的内容摘要于后（小标题为本刊所加）：对赫鲁晓夫日益广泛的不满
赫鲁晓夫最后垮台的时候，垮得是很突然、很迅速、很彻底的。尽管八、九月间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赫鲁晓夫已遇到特别严重的政治困难，然而回顾起来，不仅可以看出十月事变的一般先兆，而且可以看出一种特殊的事态发展，它有意无意地给人以某种即将发生动乱的感觉，这就是出现了陶里亚蒂的备忘录。陶里亚蒂的遗嘱通篇是一种悲观的调子，对苏联国内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感到沮丧。在备忘录中，陶里亚蒂对赫鲁晓夫的重大错误表示极大的不满（虽然未提赫鲁晓夫的名），并流露出十分厌恶的情绪。现在很明白，陶里亚蒂的情绪不仅是一个灰心丧气的外国人的情绪，实际上也反映了赫鲁晓夫的亲近中间越来越多的人的情绪。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把党分成两个组织的作法，曾经遭到党内很多人的抵制。到一九六四年秋，赫鲁晓夫得罪的不仅仅是党的官员了，他几乎得罪了每一个人：军方——由于限制预算早已感到压力很大，现在担心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主管重工业的官员——他们是军方天然的同盟者，一直首当其冲地受到赫鲁晓夫的侮辱和嘲笑；政府机关的官员——他们被赫鲁晓夫一个接一个的改组弄得不知所措，担心丧失特权和工作岗位；就连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希望赫鲁晓夫会成为艺术自由的庇护人，也对赫鲁晓夫的放纵行为和市侩作风不满。
这种日益广泛的不满，传染和反映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层的纷争还由于一些最高决策问题而加剧，诸如赫鲁晓夫对德国、中国、越南等问题的处理，他的军事战略思想以至他在国外的粗卤行为等等。最高层中一些人的政治野心又使纷争更加激化。
赫鲁晓夫九月间提出的经济改组和调整优先发展次序等问题，很快就成了事变的导火线。赫鲁晓夫的方法简单极了，他决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问题一个紧接一个地推到危急关头——首先是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经济改革问题；紧接着在十二月和北京摊牌；最后可能在次年初访问西德。在中国问题上的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同东欧的复杂关系，已经足够令人惊慌不安的了，何况还有以拟议中的波恩之行为开端的对西方的种种冒险行动。这一切，使得主席团应付不了，其实是使赫鲁晓夫自己应付不了，因为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为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反对他的联盟提供了基础。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
柯西金的结合
如果说，这时已经出现了不满赫鲁晓夫的联盟，那也是非正式的，萌芽状态的，还缺乏一个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处于一个最有利的地位，去把人们的失望和不满转化为政治行动，以及从赫鲁晓夫日益明显的越来越严重的弱点中捞取好处。的确，勃列日涅夫争取在六十年代当第一书记的条件是够多的。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是一个生长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大学毕业的冶金工程师，战时的将官（搞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者（历任州和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斯大林时期他爬得很高（是主席团的候补委员），但不算太高。他很早就追随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青云直上时长期为赫鲁晓夫效劳，搞得还不错，但也不算太好。在这些经历中，他深深懂得，要避免以过份追随某一个人或某一种主张而出名。他既不盲从，也不搞自由主义，他是一个稳当的党的工作者，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