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历史学家林德文章：《再一次喊出－－不许践踏我》

文章中谈到，美帝试图通过战争解决经济危机，美长期扩军备战使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增加；美帝对外加紧侵略扩张，对内加紧法西斯镇压，激起人民越来越多的不满和反抗
【本刊讯】美《新闻周刊》七月六日一期刊载《一九七○年的精神》中的第五篇文章，题为《再一次喊出——不许践踏我》，作者是斯托顿·林德。摘要如下：
（林德四十岁，曾在斯佩尔曼学院和耶鲁大学任教。）
“美国精神”的状况或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精神衰落”这种提法，是会把人引入歧途的。在美国社会中，不仅是现在存在着而且是始终存在着在同一个时候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的互相对立的集团。美国的印第安人或者是美国黑人在过去整整三百五十年中经历的精神危机，比美国白人所经历的更深刻、更严重。历史学家甚至对白人工人阶级过着何等样的生活都几乎是毫无所知：对于美国革命时期海员和佃农的生活、对于美国的铁轨铺设在他们尸体上的爱尔兰移民劳工的生活，以及对于在匹兹堡和加里每天要工作二十小时、每两个星期天有一个星期天要工作二十四小时的东欧来的钢铁工人的生活等等都几乎全然无知。
美国社会中确实是存在着危机。这一危机，基本上是经济危机，而不是精神上的危机，但是，它也附带地在心灵和精神领域里表现出来。
我认为，危机的起点是新政未能克服三十年代的萧条。
新政没有解决失业问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解决了这个问题，罗斯福作为新政推行者所未能实现的目的，却在他作为决心“打赢这场战争”的人物时实现了。重要的是，从那时以来，美国的繁荣就取决于把大规模的国防开支用于“长期的战争经济”。只要产品都是军用品，实业界就克服了对公共事业的厌恶情绪，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萧条重新出现。
我认为，这就是引起目前危机的关键性的事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对海外的私人投资数字上升，现在上升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十倍。这一事实是美国从四十年代以来的对外政策的基础，就像巨额的政府“防务”开支是对内政策的基础一样。但是，这两个经济事实——公共防务开支和私人海外投资——互相关联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海外经济扩展帮助了美国经济，但是防务开支——富人的福利计划——对美国经济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通过广告扩大国内市场的努力至少同向别国输出资本和货物占同样重要地位。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也许可以说生产的东西接近于人们的需要（虽然这些东西并非分配给最需要的人）。现在的情况是，广告制造出人的需要，然后，为了“适应需要”而生产出其社会实用价值究竟如何令人怀疑的产品。于是，汽车的型式日新月异，妇女时髦服装千变万化，美国生活成了象青年们所斥责的那样“随波逐流”。电视和其他大众化的文化媒介也起着类似的作用。议论“美国精神危机”的人认为电视就是这种危机的一个象征。
除了可口可乐和凝固汽油弹所体现的在国外的帝国主义外，同时还存在着力图要人们购买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的“在国内的帝国主义”。然而，这两种推销计划都仍然解决不了问题。美国经济的生产力使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人们的购买力都相形见绌，美国的产品无法以赚钱的价格如意推销。美国试图用来解决其生产能力的出路的基本方法是通过战争，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通过造成一种长期性的战备状态，而这种战备状态使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一年比一年增加。
由于我国的经济专门生产迎合时尚的玩意儿和致命的废物，于是，生长在美国的青年男女认为成年人的社会并没有什么有益的工作需要他们去完成。形形色色的过失和反抗，其根源是失业，然而这种失业不仅仅是指没有薪水领，而且还指没有有益的工作可做。
有些人对我们说，美国的危机是权威问题上的危机。从某种与这些人的本意有些不同的意义上说，这话说得绝对正确。美国在选择用军事开支来预防萧条的时候，还作了一个更大的选择，就是用暴力来回答变革。压制和独裁正在美国抬头。他们——华尔街和政府里的那些从东部古老大学里毕业出来的人
——显然觉得，与其让世界变得为他们所无法掌握，不如把世界毁掉。
归根结蒂，他们怕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再由公司经理们选出来的公司经理来治理，而是由人民以民主方式来治理。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统治阶级的这些少年老成的子弟准备使用任何手段。马克思说，要作出的选择是社会主义与野蛮行径之间的选择。这句话，比他在当时说的时候所想像的更为正确。
这种选择很可能表现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冷战意识形态引导我们以为选择社会主义就是选择独裁制度，而资本主义无论有多少其他障碍，却是自由的。当然，说社会主义可能意味着独裁制度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据我看，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将要在我国的下一代人时间里——譬如说一九七○年到二○○○年——出现的起支配作用的问题是：为维护和扩大美国的民主、反对来自右翼的压制而进行的斗争。
长期战争经济所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注定生死的权利集中在一个人——也就是总统的手里，美国人民（包括左派和右派）越来越感到在华盛顿的政府几乎是一个外国政权，是个入侵者，而不是保护者。我们已开始正确地感觉到，不是我们在支配政府，而是政府支配我们，而我们是在尽我们的最大可能来保护自己。虽然招牌不同，但是实际上我们已开始把我们的政府看作是一个君主立宪政体，而且还是一个任性的君主立宪政体。
因此，全国不久就要纪念的美国革命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那次革命的过程是对专制政权的反抗不断加剧的过程，人民不能控制这个专制政权，而只能向它请愿和对它说：“不行”。所以今天，由于请愿请得太多了，于是我们正在学会一种说“不行”的好习惯。面临着征兵局的权威，面临着像波士顿屠杀事件中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暴徒”的那样的武装警察的权威，面临着现在许多变相的不用搜查证就能进行搜查的海关检查官、专横跋扈的总督和不愿听取意见的国王的权威，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正在继承自己历史上最优秀的传统，而回答说：不许践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