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教改革应完善配套措施

【纽约《侨报》１１月２日文章】题：中国高教收费改革引起的反响
最近，《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印刷学院一位来自云南的学生，因家贫等原因而被迫退学，虽然该学生在各界帮助下，已经重返校园，但这种现象已非第一次发生。由此引发人们的反思：在新的大学收费制度下，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还上得起大学吗？
今年６月，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宣布，全国３７所大学试行收费制度，并准备在明、后两年在全国上千所大学予以推广。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上的一个重大变革，消息一公布，迅即引起各界的关心和争论。
自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一概不收费，大学生从踏上大学校门的第一天起，直到毕业，学、住、膳，全部都是国家供养，学成后按计划由国家统一分配。因此，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谁进了大学，谁就是国家的人”。如今实行收费制度，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收入不高的家庭，特别是农民家庭。
中国改而实行收费制度，其本意不是将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排斥在大学门外，而是因为其长期实行的不收费制度，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弊病，最大的问题是经费不足。从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２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２．７倍，高等教育拨款由１５亿元人民币，增加到９４亿元人民币，增长五倍多，但由于同期大学在校生由８０多万人增加到１５４万人，加上物价上涨因素，高校每年得到的拨款，就“只能养活，不能养壮”。在中国，能上大学的人只占适龄青年的２—３％。显然高等教育需要大力发展，而国家可以投入的经费又有限，大学收费改革由此应运而生。
过去实行的免费制度，实际上是由全民来负担部份人享受高等教育的费用。而这部份人是通过考试而考上大学的，也就是说，只要学习成绩好，人人都有上大学的平等权利。
如今实行收费制度，意味着上大学除了需有较好成绩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在民众收入普遍改善的情况下，由民众承担部份高教费用，不能说不合理。况且现时中国允许人才流动，大学生毕业后允许自行选择职业和工作单位，不一定非去国有企业或政府机关就业，因此，由国家完全承担高等教育费用，反而显得不太合理。但是在目前经济正处于腾飞阶段的中国，在“一部份地区、一部份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下，地区差异和贫富差异比较大，很难订出比较合理的、合乎实际的收费标准。如按新的收费规定，一个大学生每年的开销约３０００元，而目前城市职工家庭平均年收入５６００元。由此来看，大学收费对城市居民来说，是在可以承担的范围内。但是，对于人均年收入９００元的农民和城镇中的低收入户，特别是贫穷地区的城乡居民来说，确是沉重的负担。
根据教委的估算，全国高校在校生的贫困生，占总数的８％。仅从这数字来看，贫困生的比重不大，但这是指在校生而言，如果将那些学历合乎资格，但没有经济能力上大学者考虑在内，则在适龄并合乎学历资格的青年中，上不起大学者所占比重还要大。
总的来看，目前中国实行的高教收费制度，之所以引起较大的反响，主要并不在于收费本身，而是在于如何为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提供上大学的机会。教委也制订了一些配套的措施，如设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等，但一来这些资助措施的标准有不尽合理之处，覆盖面也不够大；二来资助的提供者的范围不够广，形式不够多样化。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使这些配套措施完善化，使资助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学成为一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