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报说北京教育改革向“钱”看

【台湾《中国时报》１０月２４日报道】题：北京教育改革向“钱”看（记者白德华发自北京）
一位在北京西城区一所“重点中学”教书的老师说，学校从今年起收“议价生”，规定少录取分数一分收缴６０００元人民币；有个北京“大款”花５０万元人民币“捐”给某重点学校，顺便买三个“议价生”，一个留给自己女儿，另两个送给银行和计委的头头；然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辛苦攒了四五百元，却还养不起儿子念大学。北京各地如火如荼进行中的教育改革就在这样“畸型”的发展中拉开序幕。
自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中的决定”中把普通高校、中专招收委托培养、自费生确定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份后，到现在自费生的大发展，自费公费“并轨”，人们才尝到上学要收费的滋味。如今中学也出现了自费生，免不了在教育界、知识界及大多数民众心里燃起了一股没有硝烟的战争。
官方的说法是，社会主义制度走向市场经济，国家缺少经费，对非义务教育范围的教学不能再由国家“全包”。同时，这也是下放办学自主权给学校，给学校“创收”的机会。
但收费上学后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任教重点中学的老师透露：一、学校普遍抬高入学录取分数，让部份本来够格的学生录取不了，再以低一分议价多少为代价。二、一个班里头，有６００分高分录取的，也有３００分用钱买进来的，老师再有通天本领，也无法高低兼顾。三、老师的评价标准已不是看他能否胜任教学，而是看他能给学校搞多少钞票。四、反正大学都改成了自费，钱可以买通一切，学校作业、考试就请人代劳了，先混三年，再花钱买个大学自费生。“收费上学”制度就这样为人所訾议。更甚者是各地区和学校的收费又没一个标准。
对层层收费，有的家庭受得了，有的家庭就受不了。北京中国人民银行一位高级官员一个月收入６００元，没其他额外收入，孩子今年上重点中学，但因分数不够交了３万多元，逼得这位局长只好辞掉银行工作，下海搞房地产。一位住在中关村工薪阶层的友人说，他很幸运孩子今年考上了重点中学，学杂费加上军训服装费共３６０元，但他邻居的孩子差一分没上重点中学，就交了一万元。然而，震动最大的要算农村的贫穷子弟了，为了一个孩子上大学，许多农民不仅四处借钱，有些还卖了口粮，情况更差的，只好放弃上学。一位刚上北京大学的农村孩子，上学不久后收到父亲从乡下寄来的信，把家里一年的收支列了出来。
如果不算做泥水工匠的３００元，这位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就只赚得４５１元，他把其中的４００元寄给了北京的儿子。这位上北京大学的儿子也把估计的开销寄回给父母看。
收入包括奖学金、稿费、打工收入等总计１１４２元。而支出总计２１５０元。
这位学生说，他计算下来一年得透支１０００多元，生活就像个苦行僧，有些列入收入的还不是一定有。他说，父亲菲薄而沉重的汇款单就成了他大学生涯的基本期待之一，但有时这个期待也会落空。
不管如何，诚如一位家长说的，教育收费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教育事业，但若形成“富家子弟低分照样上大学，高分的贫穷孩子因缴不起学费而被拒之门外”的局面，这项改革的结果就只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