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质疑（三）

文化与意识形态：一种误解
到头来，亨廷顿声称已产生新样式的说法取决于他捍卫政治意识形态（旧的世界秩序的基础）和文化价值观（文明的基础）之间的区别能力。
他认为，独特的文化所产生的价值分歧要比仅仅是利益上或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更难以调解得多。亨廷顿看来认为这种文化上所承担的义务是最根本的。例如他要我们相信，即使中国人决定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儒家”价值观同西方的价值观将永远是格格不入的。此外，由于把“忠诚”与“家庭”连在一起，把“信仰”和“血缘”连在一起，他认为文化价值观与种族特性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最后，他把种族特点与文明混在一起。比方说，他认为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庞大的种族的一部分，其基本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必然要迫害异教徒，要妇女戴面纱和建立神权政府。
在那一系列的假设中的每个环节都提出亨廷顿看来连考虑都没有考虑的问题，更谈不上作出回答了。他的八种文明种族集团是显然夸大了的呢，或者它们是不稳定的多种族结构？这些结构既是靠高层人士的强制手段、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同时也是靠共同的文化结合起来的。他所谈的这些“价值观”是古老的、轻易不会改变的呢，还是对相对来说最新的价值观做出比较带有意识形态的解释呢？
看来亨廷顿误解了改变文化和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他似乎根本不知道“文化不是某种束缚身体的外衣，而是多套衣服。其中有些因为妨碍我们的行动，我们可以并且的确已经把它扔掉”。他也没有认识到，现代人类学理论的削弱把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削弱到了何种程度。
看来很明显，亨廷顿所认为的文明是一种意识形态概念，和国家概念同样是“近代和现代”的产物，并且同样根源于“不平等的结构”。能够用来界定带有政治色彩的“文明”的文化材料非常丰富、多样化且互相矛盾，因此，任何政治定义都反映了现代领导人按照现代问题做出的选择。
可以利用传统的原材料来创造其他许许多多的“文明”。造成创造这种创新进程的主要条件与其说是文化得以发展的地方和全球的环境，倒不如说是一种传统。但是，亨廷顿倒想让我们相信，种种文明的选择是严格受到特定的传统“价值观”所限制的。
这种文化宿命论的后果将使把冷战本身视为文明之间的冲突的西方思想的特性得到恢复。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