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驻苏记者报道：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十七至二十日连续发表了该报驻莫斯科记者本村和中岛的报道。摘要如下：
让我们根据住在莫斯科亲身经历的实感来描绘一下苏联的真相吧。
最高苏维埃是苏联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作为人民群众代表机构的联盟院，现有代表七百六十七人。从这些代表来看，工人占二百二十人，集体农庄的农民占一百三十八人，但是最多的是高薪阶层，有四百○九人。
同时，从被称为苏联社会的“有觉悟部分”的苏联共产党成员的社会出身来看，工人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一，集体农庄农民占百分之十六，与此相比，高薪阶层却将近半数，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九。再从在党内构成实权核心的中央委员会的一百九十五名委员的组成来看，专门从事党务的活动家八十人，政府的高级官僚七十六人，学者、技术人员和其他二十一人，陆海军的军官（没有一个是校官以下的人）十八人。可以说得上是普通劳动者的有旋床工人、金属工人和溶矿炉主任各一人，农民只有一人（还是集体农庄主席）。
正像苏联自己所说的那样，确实是从工人、农民的党变成了“全民的党”。苏联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不能不感到，这样的国家机构和党，同自己是脱离得很远的。
最近去街上买白兰地，听到了这样的笑话：
外国人说：“你们喝不到白兰地，真遗憾！”
工人说：“不，我们已经通过政府官员喝到了，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代表呀！”
这是一种讽刺，就是说代表工人的高官显贵都喝足了，也就等于是自己喝了。老百姓有着自己的嗅觉，他们嗅到了在政治原则和现实情况之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隔阂。
这样一种对政治的疏远，不仅在老百姓中间有，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在蔓延着。一般来说，苏联的知识分子不愿谈论政治、特别是不愿谈论本国的政治，已是个常识问题。
苏联人那种在革命初期的要向全世界传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心情，“我们要教导世界”的信心，看来今天已经无影无踪了。
对政治没有信心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苏联市民自己感到“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们”。比如，去年十二月八日开始谈判的苏联和西德的“对话”，是战后欧洲形势的巨大转折点，像这样一个受到世界注意的事情，直到今年二月才叫苏联公民知道。又比如，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去年十二月中央全会上所做的坦率批评苏联经济停滞不前的报告全文，直到现在还没有同国民见面。
特别是有关政治问题，使人感到苏联的宣传仍旧没有放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立场。
一位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曾经这样说过：“在苏联，个人完全被政治所包围，但是，当你要做工作时，政治就离你无限地遥远”。
苏联人对西方一般文化的兴趣，已经不局限于女人衣着的流行式样，而是到了接近于“向往”的程度。年轻人对疯狂的爵士乐入了迷，在饭店和咖啡馆里得意洋洋地跳着扭摆舞和颤抖舞。
在电影方面，法国和英国片子最叫座，如果是“禁止十六岁以下儿童入场”的片子，就更会博得好评。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学生甚至说，最受欢迎的讲座是新奇的“现代外国哲学”或超越意识形态而且需高度思考的“论理学”，“科学的共产主义”吸引不住高才生。
在社会凤习方面，正在发生引人注意的变化。比如，还在几年前，社会主义式的“同志”这样一个称呼，已经就显得庸俗了，报纸上刊登了要求恢复老早以前的“老爷”和“太太”那种上等称呼的意见。付小费本应斥责为对工人尊严的侮辱，但《文学报》竟在去年十一月倡议可否正式同意付小费。（实际上在付小费这方面已经恢复到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的水平……）。
看来，在苏联人当中，“西洋货好”这个观念是非常强烈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理论，是“批判地”接受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但是今天苏联的气氛不能不使人感到，他们把“批判的”这个内容抽掉了。如果由于这种气氛而使人们忘记了对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那么，这对社会主义来说，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
对于连美国人自己已经在开始怀疑的“美国的生活方式”，苏联的年轻一代却毫无批判地感到颇有吸引力。
“更加努力地工作！”这是在迎接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时苏联人民的口号。领导人喋喋不休地叫喊要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率。在这一年经济发展萧条的情况下，党和政府拼命要打破困境，寻求解决方法。
但是“糖弹”比“皮鞭”更重要，这一点苏联的领导人是十分清楚的。然而那些应该成为“糖弹”的一般消费品和粮食往往是不足的。蔬菜是缺乏的。仅能少量的购买由近郊农村的人们向莫斯科供应的肉类。主妇们叹息说，为给上小学的孩子买运动鞋，一整天跑遍了全城，也没有找到。
一方面，显示雄壮的发展宇宙的步伐，配备使美国“恐怖”的战略导弹，夸耀取之不尽的天然资源，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水平却又这样低，简直使人觉得像是另一个世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