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何解体？（一）

【俄罗斯《公开性》周报８月１９日一期报道】题：苏联政府现在想什么？原编者按为了帮助读者了解社会政治新书的出版情况，本报开辟了“新书介绍”栏。在新栏开辟之际，我们摘登不久前刚出版的《苏联末届政府》一书的片断，即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前在苏联部长会议工作的著名国务活动家们答该书作者Ｍ·涅纳舍夫问。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
问：要是上帝能让安德罗波夫多活５—７年，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发展道路，即与中国改革选择的道路相近似的路？
答：我著的书中对此十分肯定。我认为，改革起始于１９８３年初安德罗波夫要我们——苏共中央的一批负责人（其中包括我和戈尔巴乔夫）起草经济改革的原则性建议之时。我们从事这项工作时，是以安德罗波夫对社会主义提出的批评性意见为出发点的。您肯定记得他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的《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问题》一书以及他在１９８３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的讲话，他十分坦率地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还没有作出应有的研究。
安德罗波夫对企业经济核算与独立，对租让与协作、合资企业与股份公司等问题都很感兴趣。他曾要求我们收集国内发表的关于租让和合资企业的文章。我们照办。不过，这方面的论著实在太少，只找到几篇文章和一篇学位论文。
我还想，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非常可能采用完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法。是不是与中国的近似？从反共分子叶利钦访华期间对中国改革作出的评价看，这一问题就可以作肯定回答。
问：您在书中诚恳地承认未能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妥协，而且您还惋惜地说：“当时我不是一个人，有一个班子。一个当时还十分有威望的强有力的班子。本应当一起反对，可惜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
答：回顾当时，我认为，应当采取的行动定能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总理应当出头，代表部长会议强硬地宣布我们不同意国内发生的一切。而且当在改革的中途，即第１９次党的代表会议之后就应当这么干。正是那时候，匆忙地、考虑不周地开始同时解决党、苏维埃、国家制度、经济管理等问题。戈尔巴乔夫表现得非常不沉着，他老是着忙，结果未经认真考虑和研究就匆忙地作出重大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及总理听从他的意见，对国家是十分有害的。对戈尔巴乔夫在关键时刻会出卖政府的做法应当更早地作好准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