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马来撰文谈阿拉法特苏联之行

说这次阿拉法特去苏是苏修主动提出邀请的；他受到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等的接见；苏修对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斗争日益发展和我在阿拉伯世界影响越来越大非常不安，在会谈中力图挑拨我同游击队的关系，苏修表示将考虑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在武器和财力方面的某些要求，但要以不妨碍苏修继续搞“和谈”为条件
【本刊讯】在法国出版的《亚非》杂志负责人西蒙·马莱在该杂志第十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访问莫斯科的文章。摘要如下：
一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阿拉法特和他的代表团的成员，在离开莫斯科前一天，在克里姆林宫听苏联领导人又一次向他闸明了苏联对中东危机的政策方针以及他们对这个地区的战略观点。阿拉法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交谈者，但是在他的严肃的和紧张的面孔上没有显示出任何吃惊的表情。一种“象征性的”作用
自从他在八天前到达莫斯科以来，党和政府的好几位重要人物已多次向他说明了苏联领导人的根本立场。他对此毫不感到吃惊。一九六九年三月，在阿尔及尔，苏联主席波德戈尔内在一次迄今仍是保密的会见中就向他说明了苏联政府为什么认为“军事”解决冲突是冒险主义？前年，即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他陪同纳赛尔总统访问莫斯科时，柯西金不是向他表示他对“武装抵抗”有保留吗，因为他认为这种抵抗不能解决巴勒斯坦冲突。当然，苏联总理当时同意承认敢死队行动的“象征性的”作用。但是，他不是为他的那种看法——冲突双方只能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进行辩护吗？第三次会见
一九七○年二月同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第三次会见，是在一种与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的。无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巴勒斯坦代表团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四个月来，苏联人实际上不断作出努力，说服阿拉法特来莫斯科访问。在他所访问的大部分阿拉伯首都：阿尔及尔、大马士革、开罗、安曼、贝鲁特，都向他派出了使者。对某些阿拉伯国家元首进行了一些迫切的活动，要求他对阿拉法特做工作。
莫斯科认为，这样的访问是特别适时的，如果不说是需要的话，因为苏联的外交当时在通过“四国协商”消除冲突危险这种绝望的努力方面已毫无进展。开罗拒绝了美国的计划，而莫斯科只能跟着这样做。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反对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决议这种立场在阿拉伯舆论中已取得优势，压倒了开罗所主张的和苏联政府所支持的立场。如果说黎巴嫩和约旦的危机以及拉巴特阿拉伯首脑会议曾证明了什么，这主要是证明了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对阿拉伯世界和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人民中国加倍努力支持巴勒斯坦战士，并且获得了他们的很大的同情，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怎能无动于衷呢？
阿拉法特的反应是不含糊的：“我们准备明天去莫斯科，对那些向他提出问题的各种中间人进行解释，但是苏联必须把我们作为一个斗争的国家的合法代表来接待我们，党和政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接见我们，我们的会谈必须取得有益的结果。”
在纳赛尔总统进行了一番秘密的活动之后，这些条件终于被接受了，但只提出了一个保留条件，即：公开的欢迎是审慎的，官方不宣布同主要领导人的会见，对会谈结果保守秘密。在这些条件接受之后，巴勒斯坦代表团才接受了“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向他发出的访苏邀请。
莫斯科的使者解释说，“如果苏联政府或共产党发出正式邀请，帝国主义就会利用这一点来为它破坏一切谈判进行辩解”。会谈的实质
阿拉法特在这次访问中要达到两个基本目的。首先要改变苏联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武装斗争的根本的看法，在他看来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和危险的。他对这样的可能性不抱任何幻想：即苏联政府会不支持“和平解决”冲突，尽管克里姆林宫的立场近几个月来有所变化，表示支持“巴勒斯坦爱国者的斗争”或“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但是，在他看来，最重要是，莫斯科终于认识到巴勒斯坦人民在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问题上是唯一有效的交谈者，其领土被以色列军队占领了的各个阿拉伯国家政权想消除六月五日侵略的后果，虽然它们抱有这样的希望，但是它们不关心巴勒斯坦本身的冲突，特别是不以巴勒斯坦人的名义进行谈判。巴勒斯坦人认为，只有巴勒斯坦人自己进行人民武装斗争才能获得解放，他们认为，人民武装斗争最后将要迫使以色列实行妥协。
苏联领导人回答巴勒斯坦代表团说：“我们承认你们斗争的效用和重要性。但是这一斗争是有限的，我们不认为它在目前形势下能够战胜以色列。你们不仅要同以色列斗争，而且要同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斗争，而这个战略的基地在华盛顿、伦敦和波恩”。人民战争
阿拉法特回答说，“反帝斗争到处都是同样的，解放战争到处都是一场共同的战斗”，“如果解放力量在反对共同的敌人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进行合作，它们就不能取得胜利”。人们驳斥他说，既然国际形势今天如此，因此寻求“政治解决”应当指导各国现政府的行动：这些人还对阿拉法特说，“那些主张人民战争的人们——当然这是指人民中国——有意无视某些力量对比的关系，这些力量对比关系的突然和激烈变化会导致一场世界冲突”。
据说苏联领导人还谨慎地同他们的交谈者谈到了“中国在阿拉伯半岛南部游击队当中的影响”问题，特别是在佐法尔当中的影响。他们看到在某些抵抗组织中出现了“毛泽东左派”分子感到不安。
巴勒斯坦代表团的第二个目的主要是物质方面的（军事和财政）：苏联是否会给巴勒斯坦战士某些象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有效地使用的游击战武器呢？
这次，苏联人的反应很明确：会的。苏联政府将“积极地”考虑巴勒斯坦在武器和财力方面的某些要求，尽管选择那类武器和如何把武器交给巴勒斯坦人的问题放到以后讨论。同样，莫斯科还愿意使它的同盟者和友好的共产党帮助巴勒斯坦战士的事业。
据说苏联政府首脑微笑地说，“至于我们，我们希望，既然我们已经对你们的问题、需要和愿望有了更好的了解，那么你们这一方也要了解我们的战略和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并不是通过战争来实现。因此你们继续进行你们的斗争，但是也让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斗争。根本的问题是，不要引起核大国之间的力量较量，这种较量对整个人类来说将是不可弥补的”。阿拉法特是否是心满意足地归来？
据说他对驻莫斯科的阿拉伯的大使们说，“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苏联已开始考虑战场上的实际力量和它们的影响。”
这是否是说苏联政府今后将更加趋向于无视联合国的四方会谈呢？我们不这样认为，阿拉法特和苏联领导人之间交换意见丝毫没有表明这一点。我们也不认为苏联必将要采取“强硬”态度。可以肯定的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在今后数周或数月内将要得到一批现代化的军备和一种迄今仍是有分寸的“道义”支持。
（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