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报道：巴勒斯坦游击队深受群众支持和爱戴

【法新社安曼三日电】（法新社特派记者：弗郎索瓦·马齐尔）巴勒斯坦各解放组织，由于它们至少在两个阿拉伯国家中驻有自己的武装部队，它们对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影响，它们对以色列进行的残酷的游击战，它们的人数的不断增加，它们的生命力，还有它们所拥有的种种支持，所以在中东的政治舞台上显示出日益强大的力量。
这个地区的观察家都注意到这支新力量的出现。此外，各巴勒斯坦组织日益受到左的、极左的，或者甚至是“革命”的意识形态的熏陶，它们对于保守的阿拉伯政权构成巨大的危险。
许多巴勒斯坦干部说：“我们的斗争既针对各阿拉伯反动政权，也针对犹太复国主义”。
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的力量的源泉是它在阿拉伯人民和在巴勒斯坦人民中享有巨大的声誉。在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的心目中，“敢死队”是孤胆英雄，人们最敬佩他们。
在贝鲁特美国大学里读书的一名阿拉伯女学生自豪地说：“为解放而斗争的每一个战士都是我们的罗宾汉（本刊注：英国人民心目中的中世纪的绿林豪杰）。
当人们在约旦或者黎巴嫩的一个阿拉伯村庄（仅仅举这两个国家）停下来，同一个小孩子谈话，问他将来愿意做什么时，回答永远是一个，他挺起胸膛回答：“我长大了，要做个敢死队员”。
挤在难民营里或在靠近各大城市中心的贫民区里勉强维持生活的一百五十万难民，没有放弃回到巴勒斯坦的希望，在他们看来，他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上。
但是，值得提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敢死队员在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群众中所享受的敬佩。“巴勒斯坦革命战士”在这些群众中一直是颇得人心的，因为在一九六七年的惨痛失败之后，他们首先能够举起倒下了的“阿拉伯民族”大旗，并且展开战斗。使他们在非巴勒斯坦人中特别得人心的，还因为他们目前宣称造他们称之为“阿拉伯封建主”的反。在约旦的许多农村中，农民已经组织起民兵，由敢死队发给他们武器。
居住着三千人的一个村子的一个负责人对我们说：“敢死队使我们见到光明。过去我们是驯服的和瞎了眼的农奴，现在我们是造反的农奴。在这里全部的可耕土地是属于在安曼过着非常奢侈生活的三个地主。每年在收割后，他们派出武装的管家拿走三分之二的粮食。今天，我们也有武器”。他以坚定的神色把一枝冲锋枪紧握在手中。经常在村里经过的敢死队留下了阿拉伯文的书籍，这种书放在村里青年人集中的一个地方。所有这些译成阿拉伯文的小册子讲的都是“革命战争”和争取解放的武装斗争。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胡志明、列宁和毛泽东等人。敢死队向这些乡村里派出“巴勒斯坦红星月会”医疗队，还派遣教员进行扫盲工作。
在人民中间进行的这种宣传，人们根据自己的立场，或称之为“共产主义理论宣传”，或称做“为唤醒人民群众而斗争”。这种宣传工作是在合法当局的眼皮底下干的，这些当局已经无能为力加以干涉。
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员就是敢死队员，所以行政当局实际上束手无策。在那个地区，敢死队的称号比护照或通行证更有价值。“巴勒斯坦革命者”可以好象根本就不存在边界似地畅行无阻，他带着武器到处走动，他们在安曼市中心区，建立设有工事的堡垒，设立武器库。他们渗入到乡村、直到沙漠中的贝都印部落中，散发成吨的宣传暴乱的小册子，并且建立武装民兵。在约旦，保守的政权对这些活动意见极大，但是，它制止这些活动的一切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约旦政府中的“强硬”分子和各巴勒斯坦组织最近之间的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只要一位士兵或警察企图讯问一位在街头上散发敢死队传单的人，街头上立即就爆发一场小型暴乱。此外，自从这场危机以后，敢死队可以完全自由行事，他们在约旦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许多阿拉伯或穆斯林国家的革命者，或者极左的知识分子、积极分子利用这一形势，参加了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对他们来说，“闹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反对阿拉伯封建主”，他们私下承认解放巴勒斯坦已退居第二位。他们说：“我们之所以来，那是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受到迫害，我们到了这里就能够行动，能够做有益的工作”。人们可以看到伊拉克人、摩洛哥人、黎巴嫩人、沙特阿拉伯人、甚至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因为不会讲阿拉伯语，因此他们要与其他同志互相了解有困难。在较小的规模上，这种由同一种意识形态团结起来的各国的战斗员组织的集体不能不使人回想起在西班牙战争时的国际纵队。
这些人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尽管是极少数，但是，谁知道将来他们对于这个运动将起多大影响。但是，不管是流亡的巴勒斯坦人，还是在以色列国家四周地区的阿拉伯群众，都越来越受到这些人的革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