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国情咨文提不出挽救美帝衰落的办法

尼克松声称“今后三十年要有和平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建立美苏新关系”，叫嚷“美日合作是太平洋和平的枢纽”；惊呼六十年代美通货膨胀、社会动荡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十年来财政赤字达五百七十亿美元
【美新处华盛顿二十二日电】下面是尼克松总统准备在一月二十二日向美国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的全文：（本刊有删节）
按照惯例，发表国情咨文总是由总统详尽地列举他在过去取得了一些什么成绩，他希望国会在今后做些什么，如果赶上选举年，那还要为当年秋天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选中的争论问题打下基础。
有时也会出现因为有深刻和影响深远的大事而需要打破惯例的时候。
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时候。
我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一九七○年标志着新的十年的开始；而在这新的十年中，美国将庆祝建国二百周年。
七十年代将是一个作出新的开端的时代，一个在地上和天上进行探索的时代，一个要有发现的时代。但是，现在也已经到了把重点放在觅求更好地管理我们现在已有的东西和完成人类的才智已经开创而尚未完成的事业的方法的时候了。
当我们谈到美国的当务之急的时候，第一项当务之急始终必须是使美国和世界享有和平。
我们的外交政策当前的重要目标就是要结束越南战争而使后人能想起我们这一代人；主要不是因为我们是遭受过战争苦难的一代，而是因为我们有勇气和毅力赢得下一代将能保持下去的那种正义的和平而想起我们这一代人。
实现和平的希望在今天比一年以前大多了。
我将在以后向国会单独提出一项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详细说明旨在实现这个目标的新的概念和计划。
今天，我要说明一下我们的新政策的方针。
我们的政策所根据的是对目前的世界、而不是对二十五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世界作出的估价。那时，由于美国拥有占压倒优势的军事经济力量，自由世界的其他主要国家力量孱弱，而且新独立的几十个国家没有能力保卫自己，因此美国不得不挑起保卫世界自由的主要担子。
在先后在朝鲜和越南进行的两次战争中，我们提供了大部分金钱、大部分武器和大部分人员，来帮助别人保卫他们的自由。
今天，欧洲各工业大国以及日本已经恢复了它们的经济力量，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主义而获得自由的许多亚洲和非洲的国家——产生了一种新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并且有了负起自卫的责任的决心。
这就是我在关岛宣布的主义的基础。
无论其他国家的防务还是发展工作都不能完全或主要由美国来承担。
我们将信守我们的条约义务，但是我们将减少我们卷入和参预其他国家事务的程度。
实行这种新政策的结果并没有削弱我们的各个联盟，而是使这些联盟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力量和新的目标一致的意识。
同我们的欧洲盟国的关系由于建立在共同协商和共同负责的基础之上，因此又重新牢固而健全了。
我们为日美两国的友谊和合作奠定了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基础，这一友谊和合作是太平洋和平的枢纽。
如果我们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想要有和平的局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将是美苏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我不想低估我们之间的分歧，但是我们正在切实而坚决地从对抗的时代走向谈判的时代。
如果双方参加限制战略武器和其他方面的谈判是出于共同的自我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天真的感情冲动，这些谈判取得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得多。
我们正是本着同样的精神在华沙会谈中恢复了同共产党中国的讨论。
我们在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方面所关心的事情，是要避免一场造成灾难的迎头相撞，并为和平解决我们的分歧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绝不会说通往和平的道路不是艰险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新政策增进了一种希望，这就是美国有可能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大的机会使得一代享有不间断的和平。如果我们能使国会和行政部门之间继续保持目前这样的关系，这就是，尽管在细节方面有分歧，但是在涉及美国的安全和人类的和平的场合，我们不是作为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行事，而是作为美国人行事，那么，这种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六十年代也是一个经济上有很大增长的时期。但是就在这十年间，美国犯罪活动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的程度以及社会动荡的规模，也都是一百年来最大的。
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我们的幻想太多，而眼光太短浅。
现在，当我们进入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进入一个改革美国施政体制的伟大时代。
当我谈到有益于美国人民的行动的时候，我想不出比国会同本政府一起进行制止生活费用上涨的斗争还更重要的事情了。
人们总是想把通货膨胀归咎于别人。
有的人责怪企业界抬高物价。
有的人责怪工会要求提高工资。
但是，只要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实际财政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物价上涨主要应该归咎于什么。
在六十年代中，联邦政府的开支超过它的赋税收入达五百七十亿美元。
就在那十年中，美国人民由于物价上涨而承受了这笔赤字的负担，物价上涨使一般的四口之家的生活费用每月上涨了二百美元。
由于联邦政府昨天决定要借债度日，因此亿万美国人今天就不得不借债度日。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联邦预算收支平衡，这样，美国的家家户户才会有较大的可能使他们的家庭预算收支平衡。
我知道开支计划从党派斗争的角度看是得人心的，在一个选举年更是如此。但是除非我们制止物价上涨，否则千百万美国家庭的生活费用将变得无法忍受，政府也将无法为未来的进展制订计划。
在六十年代，我们曾听到过大量虚夸的动听的言词，那时“作战”这个字眼也许用得太滥了，什么对贫穷作战呀，对困苦作战呀，对疾病作战呀，对饥饿作战呀，多得很。如果说在一个方面用“作战”这个字眼是恰当的，那就是对犯罪行为作战。我们必须对使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生活受到愈来愈大的威胁的犯罪分子宣战，并且要战胜它。
在我国首都，我们可以举出这个问题的一个可悲的例子，而国会和行政部门对首都的安全是负有主要责任的。我想住在同这里相隔几条街区以外的许多国会议员今天晚上恐怕未必敢把他们的汽车留在国会停草房，而一个人步行回家。
去年本届政府曾向国会提出十三个单独的法案，内容是关于有组织的犯罪行为、色情书画、街头犯罪行为、毒品和哥伦比亚特区的犯罪行为的。
这些法案都还没有送到我的办公桌上去签字。
消灭为害个人的绝大部分犯罪行为的主要责任，在于地方和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但是在消灭有组织的犯罪、吸毒贩毒和色情书画方面，联邦政府有着自己应当履行的特别职责。我们应当使国会和行政部门负有主要责任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成为全国和全世界的遵守法律而不是无法无天的榜样。
我现在谈谈另一个问题。
在今后十年中，我们的财富将增加，这意味着我们将在实际上更富裕，还是意味着：在一九八○年，站在这个地方的总统在回顾过去的十年时，会看到那时我国住在都市地区的人民，百分之七十的人被车辆的废汽呛得呼吸闷塞，被烟雾弄得透不过气来，因饮水而中毒，喧嚣声震耳欲聋，被犯罪活动弄得胆战心惊呢？七十年代的大问题是，我们是屈服于我们的环境呢，还是同自然界媾和，并且开始补救我们绘空气、土地和水流所造成的破坏呢？
清洁空气、清洁水流、保留空地——这些应该再次成为每个美国人生来就有的权利。
我将向本届国会提出一顶一百亿美元的全国性清洁水流计划，以便在美国一切需要建立现代都市废水处理工厂来使水流恢复清洁的地方都建立起这样的工厂。街道上的堆积的杂物、破旧的停车道和停车场、快要倒塌的围墙、破碎的窗子、烟气腾腾的小汽车、熏黑了的工作场所——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是我们重新进行研究的对象。
从现在到二○○○年的时候，美国新生的儿童将有一亿多人。他们将在什么地方长大成人以及怎样长大成人，这将是衡量美国今后这些年的生活质量的最好的尺度。
三十年来，我国的人口也一直在增长和迁移。说明这种结果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农村的广大地区人口逐渐走光，同时也就失去了希望——在六十年代中，我国有三分之一的县人口减少。
我国大都市地区是发生暴力行动和堕落行为的中心城市，它们是美国生活中最明显的一个失败方面。
我提议，美国要在这些问题还未变得无法解决之前就制定一种全国性的发展政策。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出办法来，使联邦、州和地方的政府能够借以影响在城市定居和城市发展方面的方针，以便提高美国生活的质量。
当我展望我在今天设法描绘的那条新道路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们在六年后就将庆祝建国二百周年时的一个新美国。
在过去的时代，我们的先辈曾有实现这样一些目标的抱负，然而却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
不要让我们作为第一代有实现这种理想的手段但没有这样做的抱负的人载入史册。
在一九七六年的时候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比一七七六年的时候更高。
仅仅做到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已经不够了。现在我们必须做到自己活也帮助别人活。
愿上帝赐予我们足以应付这种挑战的智慧、力量、特别是理想，从而使美国能够完成它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成为世界上实现自由和使各国人民获得机会、进步和和平的最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