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９年帝国主义的日子将更不好过

【本刊讯】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２８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载了一篇社论，题目是：“考验的一年”，摘要如下：
社论说，“硬说１９５９年国际前景有希望是愚蠢的……，精通苏俄问题的权威戴维·凯利爵士提出了有力的理由，说明虚假的乐观可能是我们的死敌。我们无法控制苏联的政策，我们只能准备对付它。那么，为了使新的一年的情况比原来预料的为好，我们能够下定决心去做的是什么呢？
“有两个严重的争吵破坏了我们同我们自己的盟国的关系。第一个是同法国。这个争吵比我国一般人所认识到的要深刻一些，因为在英国人眼中，在我们两国之间公开发生争执的唯一重大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问题。首先，法国人认为，英国人在１９４０年不惜牺牲法国来救他们自己。他们恨我们自命欧洲第一大国、有权同美国建立特别关系以及有权在欧洲垄断核弹。他们恨我们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所采取的暖昧不明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而同和我们的共同敌人结盟的叛乱分子进行的斗争。他们认为，我们对欧洲整体化的全部政策是伪善的，因为我们虽然借口对英联邦的义务而拒绝全部参加，可是我们却要求它给我们自己提供好处，同时对任何把我们排除在外的大陆上的团结努力又加以指责。
“因此，我们１９５９年的一个决定可能是，我们决不做任何增加我们同法国的分歧的事情，而是要尽一切努力来减少这种分歧，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以更同情的态度来体谅它的处境的话，它就会尊重较好地体会我们的处境。”
社论说，“我们碰到的另一个严重的挑战是在中东，这是莫斯科有意选择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地区的确有足够的警告表明了西方不合的危险，这是苏联可以顺利地继续渗入的缺口。在黎巴嫩—约旦危机中，我们也同样有力地显示出西方团结的成功。一部分教训是，从国家完整和独立的意义来说，在中东，民族主义可以成为我们的盟友，而且那里仍然有许多坚定的朋友来对付莫斯科和开罗的新帝国主义。
“因此，这就是我们对纳赛尔总统的政策所面临的考验。某些人士要求我们把纳赛尔当成一个朋友来看待，因为他对我们的敌人不是象这个地区的某些其他人那样友好的。但是这并不是决定我们同他或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正当基础。他是代表那种我们可以支持或者至少可以容忍的政策呢，还是代表那种为了责任和切身利益我们必须加以抵抗的政策呢？如果是后者的话，我们不久就会后悔我们可能给予他的任何帮助和慰借了。在虚假的前提下结合起来的西方政策差不多同不团结会是同样危险的。
“中东常常被用来证明这样一个论据：过份重视冒世界大战的危险以及过份重视对付这种危险的威慑武器，可能只会扩大爆发局部的或区域性冲突的道路，而由于缺乏充分的常规部队，我们既不能遏止、制止，也不能防止使我们的利益不遭受损失和使我们的朋友不遭到毁灭。
社论说，“在未来的这一年——已经有了同共产主义世界进行斗争的黯淡的预兆——我们很可能面临这样一种选择：要么在从柏林到阿曼的某个战线上向压力让步或者接受失败，要么造成一种连锁反应，而这只可能以一次原子大破坏告终。我们可能被迫选择姑息政策。但是这却是使我们走向最终毁灭的道路。
“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英国或其他民主国家不可避免的弱点而不得不产生的，而是由于我们缺乏动员我们的力量的决心而产生的。除掉那些满足于依附地位的国家以外，宣传和外交决不能弥补力量的不足和发挥这种力量的决心。那些主要手段使世界对于我们的印象不应是脆弱的和争论不休的民主国家的印象，而应该是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因为它是自由的，而且有决心保卫它的自由）的印象。１９５９年将是一个考验的年头，我们不要逃避这一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