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外交上处于主动地位

【本刊讯】法国《十字架报》十五日在刊登有关我驻波临时代办会见美大使的消息时，发表了让—皮埃尔·布吕勒写的题为《中、苏关系》的文章，摘要如下：
华盛顿的亚洲政策，的确保持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美国的插手越南大大地减少了尼克松总统目前可能拥有的外交活动余地。
事实上，华盛顿感到最困难的主要问题是，北京宣称它只有在美国从整个亚洲大陆撤走才会感到满意，而美国人恰好打算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继续留在亚洲！
美国反对人民中国进入联合国一事，也无助于便利对话。“文化革命”的行为没有严重损害人民中国在世界上所享有的同情。
因此，尼克松今天围绕中国打算建立的“防疫带”象克雷芒梭在昨天打算建立的用以孤立苏联的“防疫带”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此外，人们很难设想：联合国（那怕是在美国的领导下）怎样能够更长时间地正式无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它独创的文明，何况拒绝接纳北京有在今后十年里引起爆炸性局势的危险，而同—联合国恰好要特别关怀这种局势的出现。事实上，美国通过禁止中国进入联合国，正促使中国把西方看成是死敌。
北京面对着华盛顿，除了强烈的原则性声明之外（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拥有既属外交又属策略的很大的活动余地。例如，中国这一因素限制了美苏合作的前景。在限制美苏合作前景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原因之外，还有美国和苏联在世界一切地区的“利害”冲突。
尽管事态的飞速发展可以使历史评论家就短期或中期的情况提出各种假设，然而人们必须直截了当地说，从逻辑来说，无法设想会出现反对北京的某种华盛顿—莫斯科联盟。由于中国的出现，华盛顿—莫斯科两极之势已经完蛋了；世界已经回到一种三极国际制度了，除非发生全国战争的假设之外，这种形势排除了两者正式联合起来反对一方的任何可能。
我们将会看到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这三个巨人之间的关系在合作与对立之间摇摆，其方式就如象亚洲目前的局势。目前在亚洲，北京对明显的美国势力国家（例如泰国、老挝）的革命运动的道义或军事的支持，立即引起苏联的援助，同样的，美国在亚洲某地的任何干涉都引起北京和莫斯科的一致行动。然而，尽管北京的对外政策在对待莫斯科的问题上完全基于意识形态正统，然而中国外交在对待世界其他地区却不一样，表现出很大的谨慎。
然而，要成功，还不能低估对手的手段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