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日本女权运动（中）

乍看起来，兼差职业妇女或兼差家庭主妇这两个称呼，好像妇女已经得到解放，解决了工作家庭不可兼得的传统困境，妇女可以在外工作，又能兼顾为人母和为人妻的家庭责任，真是两全其美。在兼差妇女人口增加之际，全职家庭主妇也开始感到羞愧，认为自己不如人，但后来这种双重角色，却成为双重的负担。
应该在此指出的是，兼差的方式，是公司为了牟利而创造的，不是为了妇女的方便。把妇女邀到工作地点，是日本资本家的一大发明，因为他们若坚持朝九晚五，就是逼妇女在家庭和全职工作之间作出一种选择。
这些资本家不要求妇女迁就已有的工作方式，愿意调整工作时间来配合妇女的生活方式。
虽然妇女教育水准提高了，平权意识觉醒了，家电用品也减轻了妇女的家管负担，但妇女就业的增加，多半是劳动市场的需求而造成。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日本企业一直人力不足，而且经常缺少非技术层面的低工资基层劳力。
日本大资本家从妇女和外籍劳工中取材。妇女就业就在这种情况下增长。
日本妇女从未成为劳动市场的核心主力，妇女就业也从未对男性就业构成威胁，因为她们获得的工作是人弃我取，多半是男性所不要的。
到了６０年代末期大部分公司和工厂都采用了这个办法。到７０年代初期，兼差项目才出现在官方统计数字中。
政府在这之前一直都没把她们看成就业者。她们没有合同、保险和安全津贴，薪水比法定最低薪资还低。６０年代末期全部就业人口中兼职人口是１０％，到１９８３年已达到２０％。
１９７３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日元升值，经济出现空前繁荣景象。日本妇女就业就在这一工业重组时期大幅扩张。夕阳企业没落时出现的剩余劳动力被新兴企业迅速吸收。资讯与服务业不注重性别差异，经济结构中的技术革新为消除性别歧视提供了有利的基础。１９８６年，在５００多万的兼职人口中，７０％是女性。
有资料显示，许多兼职妇女选择工作是在父权制度的责任感驱使下作出的。许多人已经超过３５岁，完成了抚养子女第一阶段，在等待下一阶段的父权制下的责任——照顾年迈的公婆。她们虽然在外工作，却随时准备回到家庭。这才是日本社会“扩大劳工自由”和“社会享受休闲”的真相。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