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报透露：南工人不断举行罢工反抗铁托集团统治

【本刊讯】南修《战斗报》九月二十七日以《罢工和自治》为题刊登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在整整十一年前，特尔博夫列的矿工停止了工作，以此表示不同意在采矿方面的某些制度的决定。从那时起，每年都有数百个劳动集体以类似的方式来表达某种不满，力图用停工来解决一些冲突。这样的停工年复一年地一再发生，近来，这样的事件还发生在大的劳动组织中。
我们在政治词汇中把它称作停工，但是，按其许多特点来说，这毕竟是典型的罢工：劳动人民，直接生产者，停止了工作，以此对十分具体的事情、对十分具体的机构或组织表示抗议，常常建立罢工委员会或者名称不同而实质一样的机构，提出自己的要求，并且在问题解决以前对工作一直持消极态度。有这样的情况：罢工者把停工同上街或其他形式的示威结合起来。
停工（罢工）是矛盾的社会关系的最尖锐的表现形式。这是部分劳动集体或整个劳动集体的严峻抗议。
罢工也是对存在社会权力的狭隘的官僚主义中心的抵制。
对共产主义者联盟、工会、自治机构和国家机关的效能的不信任，使得有些工人相信停工是实现一切宣言的最有效的手段。
头一批停工发生在一九五八年。今天甚至感觉到停工有所增长的趋势，感觉到停工集中在较大的工业中心。还引人注意的是，在同一些劳动组织中停工事件一再发生，这一现象有些连锁反应，并形成了出现这一现象的中心。参加停工的工人越来越多，冲突越来越尖锐，抗议越来越经常地针对劳动组织以外的对劳动组织以及在其中就业的劳动者的物质地位有强大影响的因素。
停工的工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有组织和越坚决，有明确的要求和目的，个人和小组都有既定的任务。还出现了罢工委员会，作为停工者的合法领导。以前的停工基本上是在劳动组织的范围内进行的，而现在越来越经常的现象是，工人们走出去，在企业外面进行示威，力图使这些误解具有更广泛的性质、更广泛的政治规模，从而加强压力。
在停工的劳动集体或其某些部门中就业的共产主义者和自治机构成员全都参加停工，这几乎是一条规律。工人的经济地位对是否参加罢工有决定性的影响。
停工最常发生在生产性的劳动组织中，其参加者照例是工人，是直接生产者。在小学和保健组织中也曾发生停工事件，在一个区法院中也停过工。冲突的直接原因往往是限制工人的既得权利──由于劳动组织经济困难而削减个人收入、迟发个人收入、提高定额、减少年假或减少假期上班补助费、提高请病假的条件、取消或削减对车费和伙食费的补助——因为这样就使他们感到经济上得不到保障。
自治不发达是停工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在发生停工的劳动组织的“上层”常常存在着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同时，多数工人对于在工人委员会和工人自治的其他机构中作出决定的影响很小。
劳动组织的收入制度没有搞好，劳动组织的各个部门之间以及劳动组织的某些部门和整个劳动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没有澄清。
从事生产的工人，即最直接地创造收入的人，按照劳动成果得到报酬，而其他人，特别是附属的行政机构，都有固定的工资。个人收入的差额常常不是取决于实际付出的劳动，而是取决于各人的工作岗位，换言之，取决于各个工人的社会权力。工人们起来反对这种状况是正常的。
引起工人强烈抗议、甚至引起某些罢工的重要原因是，工人阶级在物质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总的地位比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比在非经济部门工作的人差得多。因此，在近来的停工事件中，工人的要求集中在必须通过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来更快地重新分配收入，使之有利于从事生产的劳动组织。
停工之所以发生，还由于经营条件十分不同。
显然，共产主义者联盟对停工缺乏明确的思想政治态度，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许多领导和组织对这一现象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和解释，在解决冲突时采取不同的态度，在发生停工时采取不同的做法。
南斯拉夫工联理事会和联邦劳动委员会近几天在各区内进行了一次调查，目的是确定停工的确切数字，并收集有关停工的其他重要材料。在全国四百七十八个区中只有三百七十二个区寄来了答复。
从寄来的三百七十二个答复中看出，在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九年九月期间共发生了四百十六次停工，这些停工发生在一百八十个区里。总共有三百零二个组织的工人举行了罢工，这表明有在同一劳动集体中一再发生停工的情况。
绝大多数停工都发生在最近三年中。在最近三年中，共有四万零一百五十七名就业人员参加停工，这表明近来停工的数量和停工参加者的数量都增加了。
从各部门看，停工最经常发生在工矿企业中——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九——主要是在五金、木材和纺织工业中。在这些生产部门中罢工者的数量也最多。
近三年来已发现大集体中停工次数增加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