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联邦制遇到麻烦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５月２１日一期文章】题：德国联邦制遇到麻烦
德国是一个拥有１７个政府的国家：１个在波恩的中央政府；另外还有１６个州政府。除瑞士和比利时之外，这是欧洲权力下放最为突出的一个国家。
各州负责自己的治安和包括教育、广播事业在内的“文化”工作。它们还同中央政权配合，共同掌管民法和刑法，劳工法以及经济政策中诸如对外贸易这样的一些领域。
在这些领域的“合作”表现为，中央政府在立法上享有优先权，但是如果中央政府决定不负责草拟某些法律的话，那么可以由各州来草拟。
同美国不同，德国没有一个庞大的负责制定联邦法律的联邦机构。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各州对政策的影响力，因为中央政府的干预往往是以指导原则的形式出现的，如何贯彻执行则由各州自己决定。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德国各州对联邦议会的直接影响要大于美国各州对国会的影响。例如，美国的参议员是由选民直接选出的，并不代表他们所在州的政府。
而德国联邦参议院议员是由州政府任命的，作为它们在波恩的代表。他们在地方政府拥有职位，同时又是联邦参议员。在同中央政府或全国性大党意见产生分歧时，占上风的往往是地方的利益。
一些德国人认为，所有这一切反映出，他们的国家有某些地方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德国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由各州组成的一个联合体。
可以这么说，在联邦体制下实现统一无疑要比在任何高度集权的政权下容易得多。东德地区所谓的“新州”实际上并不新，它们同过去的联系使得统一变得较为容易，因为它向东德人提供了一条使自己同新国家打成一片的途径。它实际上是扩大了联邦。
然而，一些人认为，德国的联邦制需要进行改革。他们的观点值得注意。因为目前这种统一有可能会削弱各州间的一致性，要知道德国现在是１６个而不是１１个州。相互间的争吵也就增加了。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已承担起统一所带来的大部分债务负担。
我们只要把社会保险和失业救济体制之间的相互影响做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中央政府负担支付失业津贴，而地方政府负担社会保险所需费用。
如果中央减少了救济金的发放，或缩短享受救济金的时间，那么一些受救济者的收入将会降到可以再申请社会保险的地步。这样，向这些人提供支持的负担就由中央转嫁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随后可以通过采取以下的措施实行报复：向新近依靠它们的人提供公营项目中的就业机会，再次将他们引入劳务市场；使他们能够有资格申请失业救济金。这样又把负担再度转嫁给中央政府。由此，经济衰退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由一致的伙伴关系变为了网球场上的对手，将申请救济的人像球一样打来打去。
经济衰退再加上这次统一后人口的增加还将影响州与州之间的一致性，由于课税依据的减少，学生人口的增加，因此应由各州承担的教育改革就变得越来越迫切。但是，任何重大的改革都需要得到所有各州的一致同意。
而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以至于那些急需进行的改革往往不可能被列入议事日程。德国联邦制另一个更为荒唐的特点是，它无法解决关于中学学制由１３年减至１２年所引起的争论。本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妨允许那些希望进行教育改革的州去试一试。但是由于一些州反对这一提议，因此也只好作罢。
很少有德国人愿意考虑对过去的体制进行重新调整。然而，认为这种体制可以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似乎是不合理的。但该如何去改变呢？最简单的方法是，或多或少地保留这种一致性体制的某些现状，而只改变各州的州界，比如说，建立８个面积和收入基本相当的州。
然而，只有柏林和勃兰登堡州正在商谈合并的事项；其他各州要么是不愿放弃权力，要么是不愿意就这一改革举行必要的全民公决。因此德国也许不得不采取较为激烈的措施：对联邦制进行重新调整，使其更加灵活，使各州拥有更大的独立性，更多的自主性，更少一些各州之间的一致性。
然而这样做的代价是，各州间的收入差距可能要比现在更大，这将意味着由强调一致的联邦制向更具竞争性的体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