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刊文章：世界经济日益政治化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５月３１日一期文章】题：世界经济的政治化（作者京都大学教授佐伯启思）
再没有比当今这个时代经济更政治化的了。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９０年代世界经济的混乱与冷战体制的结束密切相关，这已无庸赘言。
从“政治和经济的框架”这一观点来看，冷战体制的结束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对立失去意义，其二是军备竞赛已不再是决定性战略。从这两个意义来说，经济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是必然结果。
苏联计划经济的失败使人们广泛认识到，在当今经济高度发展、经济活动扩展到全球规模的情况下，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在广义的市场竞争机制基础上才能取得。并且，这一认识再发展一步，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具有普遍意义的均质的市场经济。
但越是认识到普遍意义的均质的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就越会发现，现实中市场是多样的和异质的，并不断出现新的对立。近年来的日美经济摩擦就是其典型事例，另外，一些美国学者常说的儒教经济圈，其思路也是如此。
冷战后的另一个特点是军事因素所具有的决定性优势受到了怀疑。在冷战末期的战略中，美国已开始摸索由偏重于军事转为以经济为中心的战略。决定这一转变的是冷战的结束及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崛起。这样一来，克林顿总统的任务变成了怎样才能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当前美国世界战略的核心。
需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下的“经济的政治化”，决不能等同于伴随３０年代经济萧条出现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管理。
首先，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是以一国的国民经济为对象的。而冷战后的“政治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以超越国境的全球性经济活动为前提的。
另外，随着高技术，尤其微电子和光纤技术等所谓“高精信息技术”，成为所有产业的基础，发展这类产业不仅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了维持经济秩序的决定性因素。这种信息技术和软件还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内的科研开发和人才培育紧密相关。由此可引出与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不同的观点：经济政策不仅仅限定在财政和金融管理等宏观经济范畴，还与教育、社会的价值观和产业结构等有关。
从这一意义上说，冷战后的“政治经济”并不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的复活，也不只意味着政府要在宏观经济层次上介入经济活动，而是要从教育和整个社会的各种层次上下功夫。一言以蔽之，也就是要确立实现向高度信息化社会转变的社会基础，必须在这个层次上展开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因此，既不能将这样的“战略性经济活动”等同于保护主义，也不能将其等同于重商主义。它既不是统制经济，也不是国家经济。它是以自由竞争为前提的一种国家战略。这也是高度信息化和冷战后世界各种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必然归宿。
可以说，冷战后的世界正在出现“经济的政治化”，或曰世界各国正以向高度的信息社会转变为目标实施其经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