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邦调察局同中情局扯皮录

【美国《华盛顿邮报》５月３日文章】题：美国联邦调查局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紧张关系难以缓和
１９７８年春，刚刚走马上任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决定采取一些措施来显示美国主要的执法机构与大名鼎鼎的情报组织之间的和解。
１６年之后的今天，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仍在设法寻找促进这两个组织之间合作的办法。超级间谍埃姆斯一案，引起了这样一种说法：中央情报局向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隐瞒了有关埃姆斯和其他未暴露的间谍案的重要情况。埃姆斯一案还促使人们再度要求全面检讨政府从事反间谍活动的一些作法。
情报专家们仍然还记得一些令人失望的先例。曾经有过无数次协议，总统也下达过无数次命令，试图加强中央情报局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合作。
总统的命令中包括一项１９８８年下达的、一位官员称之为“明确得不能再明确的”绝密命令。可是，所有这些协议和命令都未能产生作用。
联邦调查局一名曾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官员哈里·布兰敦说：“这两个机构的处事方式大相径庭。中央情报局采取攻势，我们则采取守势。”
造成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紧张关系的部分原因是官僚主义者之间的争风吃醋和因反间谍工作的重叠所引起的混乱。
两者在海外都驻有官员，但中央情报局则注重于从事传统的间谍活动，需要保护情报来源并避免曝光，而联邦调查局总希望将罪犯送上法庭，因而总对一些案件穷追不舍。
双方之间渲染得最多的争斗是围绕交流情报展开的。司法部长雷诺上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情报圈内的人应该同联邦调查局合作，“以便作出原则决定，何时交流情报合适，何时执法合适……两者之间必须有一条明确的界限”。
可是，在何处划定界限的问题上又不时发生争论。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官员认为，联邦调查局是不管国家安全利益得失与否一心寻求起诉的，过于热情的“光荣警察”。联邦调查局官员则反唇相讥，批评中央情报局拒绝提供间谍案中的证人，以便得到起诉。
曾在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期间担任司法部助理部长的维多利亚·托森说：“中央情报局最不愿意让其告密者去的地方是公开审理的法庭。”她接着说，为改善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而作的尝试总是“难产”。
问题的根子还在于双方互不了解。１９８５年，当戴维·梅杰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情报与反情报局首任局长时，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这两个机构中的官员彼此间了解得竟如此之少。
早在４０年代末期，中央情报局刚组建并被赋予在海外从事间谍与反间谍任务时，联邦调查局当时的局长埃德加·胡佛非常生气，但又不得不召回其驻在海外的谍报人员。胡佛对中央情报局的敌对情绪影响了该局的各级官员。
不过，在７０年代末这两个部门在韦伯斯特和特纳领导时期，那种遭到官方抵制的合作逐步得到改善。
但是，到了８０年代，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分歧远远没有解决。
直到１９９１年，中央情报局才同联邦调查局组建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但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发生了争论。
这场争吵的起因是有关如何处理前东欧国家情报部门的档案。联邦调查局希望予以“冻结”，而中央情报局则希望能够自己来清理并挖出潜伏的双重间谍。
由于双方在档案问题上不断争吵，司法部和国务院为此同中央情报局举行了一系列会议。
结果，双方同意组建一个联合特别行动小组。可是，联邦调查局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争吵又持续了几个月。
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谈到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时不无感慨地说：“它们的所作所为如同十几岁的毛孩子，争吵时甚至把多少年以前的事都搬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