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曾舍生忘死……

【俄罗斯《红星报》４月２７—２８日连载报道】题：苏维埃国家的“总颠覆师”（作者穆斯塔芬沙拉波夫）
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中将是１９５３年８月２１日在克格勃大楼７层办公室被捕的，罪名是参与贝利亚的阴谋、以不幸事故为假象杀害贝利亚需要收拾掉的人和领导以活人试验毒药的工作。当时他已在克格勃干了３５年，了解许多核心机密和内幕。他被判了１５年刑，在狱中曾三次心肌梗死，一目失明，成了二级残废。这位８４岁的老人，现住在出狱后由安德罗波夫帮他安排的住宅里，他用两周的时间对本报记者发表了独家谈话。刺杀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头目
３０年代中期，我冒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在苏联境内头目的侄子安德烈，从芬兰辗转打入该组织。１９３６年，我曾潜回莫斯科，由叶若夫引荐给斯大林。斯大林要我到基辅同乌克兰同志协商行动，设法干掉该组织头目科诺瓦列茨，并告诉我们他喜欢吃糖。
不久后，在鹿特丹的一家咖啡馆，有人把一大盒“糖果”小心翼翼地交给我，盒外包了一张有乌克兰传统花纹的纸。给科诺瓦列茨的“礼品”是上了弦的！我同他是中午在一家餐厅里见面的，就“如何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聊了半天，临别把一大盒“糖果”送给他。
爆炸声我没听见，因为我当时正好进商店买了顶礼帽，以便稍稍改变外貌。但我后来看到了人们从我们刚才告别的地方四散奔逃的情景。
事后，有人猜测他是因不听摆布而被德国人干掉的，有人断言是波兰情报部门下的手，也有人想到了“莫斯科之手”。变节者及其结局
１９３８年，曾参与偷运４６０吨西班牙黄金行动的奥尔洛夫，因怀疑莫斯科对他起疑而从西班牙出逃。美国于１９５３年出了他写的书《斯大林罪行秘史》，给苏联和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共和政府造成很大损失。苏联又开始在本国克格勃特工中搞调查，弄得人心惶惶。其实他误会了，贝利亚是很信任他的，本来已提名他领导整个国外情报局，并派了国外情报局副局长什皮格尔格拉斯同他见面布置今后的任务。由于什皮格尔格拉斯１９３７年在欧洲执行任务时已经“曝光”，会见只好安排到停在安特卫普港的一艘苏联船上。当时，斯大林的大清洗已闹得举世皆知，奥尔洛夫误以为要清洗到他头上了，心想这次在苏联船上的会见肯定是圈套，决定出逃，同克格勃决裂。正好当时有好几个苏联特工出逃，国外情报局新局长下令，今后在国外工作的特工如不信任顶头上司，可越过苏联驻当地的情报机构，直接向中央报告情况。
出逃西方的特工的命运是各不相同的。由于奥尔洛夫掌握可以向斯大林进行讹诈的把柄，克格勃在他叛逃后并没有碰他。奥尔洛夫没有出卖任何人，虽说他卷走了全部行动经费——６万美元，这在５０年代初决不是小数目。另一名出逃西方的间谍什滕贝格也是未出卖同伴，因此在瑞士安度余生。
那些没有守口如瓶而是同外国情报机关合作的叛逃者，下场很惨。３０年代末，特工雷斯投靠英国人。他根据新主子的指示，策划了几名托派的出逃行动。斯大林是饶不了这种滔天大罪的，派普拉夫金和阿法纳西耶夫到洛桑执行判决。安排得像是酒友吵架。他们把醉醺醺的雷斯从酒馆拖进汽车后座，带到城外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法国公民普拉夫金由于这项行动而获得苏联国籍和红星勋章。让外国政客听苏联指挥
１９３９年９月，我们抓获了波兰公爵拉齐纽尔。由于欧洲各国王室的请求，经斯大林同意放了他。在送他上火车前，由贝利亚同他见了面，“公爵，我们需要您这样的人。”贝利亚同他告别时说。
我们一直控制着这位爵爷。１９４２年，曾计划让他参与谋刺希特勒。为此，派了以米克拉舍夫斯基领导的颠覆专家小组到柏林。
但是，斯大林后来撤销了这一行动。他认为，干掉希特勒就会为冯·巴本在德国上台扫清道路。这样，美国和英国就会同德国单独媾和，把苏联撇在一边。就这样，虽然公爵愿为我们效劳，我们却一次也没有使用过他。
贝奈斯（１８８４—１９４８）从１９４０年起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总统。他跟斯大林保持着朋友关系。贝奈斯经常向斯大林提出各种请求。德国人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后，斯大林下令给他一万美元并通过我们的秘密渠道把贝奈斯转送到伦敦。
贝奈斯同斯大林间接的接头人是我们驻布拉格的情报头目祖博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贝奈斯又成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关注对象，这次由我同祖博夫同他见面。给了他一万美元，让他签了字，对他说，他该离开政坛了。贝奈斯心领神会。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上台了。把统帅的勋章奖给特工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１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把边防军当天发来的情报给我看，并说：“战争爆发了，把您的部下全动员起来吧——我们应该动用在国外的一切潜伏特工了。”
贝利亚明白，需要内行的、有经验的特工，但当时许多特工被关死在监狱和集中营里。贝利亚让我拟出可释放的第一批人员名单，我列了６０人。他问：“都需要吗？行，去领人吧！”看都没看名单就签发了。
当时释放的老特工们在战争中舍生忘死，拼命工作。我手下的人（第四局）有２２人获苏联英雄称号。我和副局长埃京贡获得苏沃洛夫勋章。这种勋章只授予前线将帅，我俩是唯一例外。我参与并策划了好几项重大颠覆行动。
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是１９４１年秋开始的代号为“修道院”的秘密行动。这项行动实质上持续到战争结束。我们选择了在莫斯科当演员的特工杰米扬诺夫，代号为“海涅”。此人出身于沙俄军官世家，有德国血统。他的曾祖是库班哥萨克领袖，在库班立有纪念碑。他的叔叔是白军反间谍工作者，后来被红军抓住送到西伯利亚，死在那儿。
１９４１年末，“海涅”奉命穿过火线“投敌”，几乎送了命。原来，苏联工兵指给他的“投敌”路线不对，“海涅”误闯雷区。直到德军战壕里有人高喊，他才明白进了雷区。此举歪打正着，德国人很受感动。不过还是对他作了几次试探才相信了他。
不久后，德军指挥部决定利用这位“俄国贵胄”来执行自己的使命，让他打入莫斯科搞情报。“海涅”向德国上司报告，已打入红军总参谋部，深得总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信任。沙去世后，他又留在新任总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手下。在整个战争期间，“海涅”不停地把我军提供的半真半假的战略情报“喂给”德国人。
战后，德军高级将领写的回忆录中还提到他们派到苏军总参谋部的间谍搞来了“极可贵的战略情报”。这说明“海涅”的身份一直未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