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土壤肥沃经济之树常绿

【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４月２０日文章】题：亚洲的成功能移植吗？（作者波士顿大学教授彼得·伯杰）
或许战后最令人震惊的经济成功事迹要算是东亚的发展，最初是日本，现在这种繁荣已扩展到东南亚国家。人们在试图解释出现这一经济奇迹的原因时，往往会强调东亚文化的作用——尤其是提倡修养、努力工作、节俭、尊重权威和热爱教育的儒家传统或伦理道德。
如果东亚经济的成功可以用文化来解释——即使是部分解释的话，那么其实际含义无疑是巨大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他国家是否能仿效这种亚洲模式的问题。如果文化充其量不过只是一个次要因素的话，那么一个非洲国家采纳比如说台湾的许多经济和社会政策或许就是可行的了。但是，如果发展的成功主要依靠文化特征，那么将它们整个移植到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地方去的企图就可能会失败。
从古代典籍中是无法找到解开东亚经济发展之谜的线索的——几乎没有多少台湾企业家是埋头于儒家经典著作或经济指标的数据的。相反，着手解答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进行人类学家所进行的那种周密的人种学研究。人类学家是通过对他们想要了解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进行不断的采访和观察来进行这种研究的。
以香港大学的戈登·雷丁为首的一个研究小组进行的便是这种研究。他们的研究集中在海外华人身上。总数大约为５０００万的居住在中国以外的中国人，在推动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
戈登·雷丁的研究已通过大量的细节显示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家庭的习惯和伦理对于海外华人的商业行为有多么大的影响。由于绝大多数海外华人的公司是家庭所有的，因此家庭文化有助于加强其雇员的献身精神、自我克制、清醒的务实主义、内聚力和灵活性。它还影响到华人公司的规模：这些公司大多数是小型的，而且组织得比较简单。
从根本上来说，其原因在于对信任所下的文化定义。对于“我能相信谁？”这一问题，中国人的回答是：近亲。
研究结果表明，对那些谋求照搬亚洲成功经验的国家的回答或许是：不要试图将亚洲的文化移植到异国的土壤上去，而要从它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挖掘出提高修养、鼓励勤奋工作和创业精神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