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检察官披露：审理日夫科夫案件内幕

【保加利亚《１６８小时周报》报道】题：总检察长下令逮捕日夫科夫并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作者保最高检察院检察官格奥尔基·格奥尔基耶夫）
我们是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开始接手这一案件的。我在检察院工作过１５年，还从未像现在我们对待日夫科夫那样在如此缺乏材料的情况下，对谁进行过侦讯，更何况是拘留一个人呢？
在惩治腐败委员会的压力下，总检察长分派我们立即立案马上拘留托多尔·日夫科夫。佩纽·普拉蒂卡诺夫、赫·赫里斯托夫等四人和我成了审理日夫科夫案的检察官。我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给我们材料！”之后，给了我们四五份参考材料，但是没有一份是具有司法价值的东西。我们５个人断然拒绝组织侦讯。我们曾努力搜集证据，因为我们一旦开始对这个人进行立案，就会在缺少最基本材料的情况下把他置于被捕境地。有几天我们怀有一种明确的意识，上司们随时随地有可能对我们说：“小伙子们，谢谢你们！你们就到此为止吧！”然而，上司把我们叫去，严肃地命令说：“这是给你们的决定，‘生产’由你们去组织。”决定是当时的总检察长埃·斯托伊迈诺夫下达的，并有他本人的签名。这样，下个问题就只能是：“你们是否将他逮捕？”我们中间无一人愿意这么做，因为这同我们的职业道德相违。但是，我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一案件恰恰给保加利亚的政治审讯开了头炮。当时我们简直最好心地认为，一定要坚持这样做的人肯定有材料和证据证明他犯了罪。之后，他们向我们出示了决议，把日夫科夫作为受指控者实行监督拘留审查。
我们阅读了所有的参考材料。有一份是关于他获取稿费的材料，说《党的知识》出版社为出版日夫科夫全集给他付了好多稿费。还有一份材料，是１９８０年的一份偶然情况的纪录，说托·日夫科夫的儿子弗拉迪米尔一次酒后开车。其他几份材料是尚未成为事实的东西。多数情况下他们采用以下这种提法：“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托·日夫科夫的参与就任何事情都做不成。就这一点，他就是有罪的。”
我们就那些不能成其为“罪状”的东西做了好多工作。譬如，托·日夫科夫是否当过奸细？现在还是不是？我们都十分清楚，这一切只能代表某些人的社会政治趣味，实际毫无意义。现在又在谈论什么３号案件和４号案件。所有这些材料都是我们抽出来的，并作过调查。谁都清楚，所有这些材料都不能定罪。
我们无法歪曲任何一个证据，善意地摆出了事实。此后的问题该是评价和定性。有些问题是纯法律的争议，譬如，党的文件——保共中央的决定和政治局的决定，是否有法律意义。但是，谁都知道，同国家安全有关的所有问题，都是用党的文件形式决定的。我们的整个防御构想也全是用一种文件来决定的。难道说，只要这些方面的投资是用党的决议来实施的，就都是犯罪。这完全是国家行使职能的一种办法，是一种体制。
我们的观点逐渐传开了，最激烈的看法是我和克拉西米尔·热科夫的看法。我深信，我们所查证过的东西都不构成犯罪。我不能同意，日夫科夫可以因为什么几套住宅而被判刑。虽然他可以平心静气地说：“这不是事实。”然而他还是说：“我没有亲自过问这件事，但是我派过专人。我对他说过，你去看看，根据具体情况定……”任何一份文件上都没有日夫科夫的签字。他可以全部否认，然而他不，他对自己的个人荣誉和民族荣誉怀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感情。他这样说过，一个国家越是贫穷，急需要向国家元首寻求帮助的人就会越多。我离开了总检察院，因为那里的工作违反职业道德。这不是在进行依法审判，而是丑恶和粗暴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