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著《超越和平》摘录

【美国《时代》周刊５月２日一期文章】题：尼克松《超越和平》摘要
《超越和平》一书是已故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逝世前完成的最后一部遗作，以下是该书的节译：中国
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７日，我最后一次在北京见到毛泽东时，他的身体状况同我１９７２年第一次见到他时相比已大大恶化，着实令我吃惊。他思维尽管还非常敏捷，但严重的中风已使他无法再用语言表达他的思想了。这位具有领袖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其革命思想振兴了一个国家，改变了世界进程。可是，如今他甚至已无法开口要一杯开水了。
当我们坐在位于紫禁城内他那放满书籍的办公室里，我回想起了艾森豪威尔总统１９５７年得了中风之后情绪一落千丈的情景。出院回到白宫几天之后，他向我诉说了说话是如何的艰难。
幸运的是，艾森豪威尔彻底康复了，而毛泽东却没有。不过，我与之交谈的这个人仍然是近１０亿人所爱戴的领袖，他曾经在实现我们两国之间开始于四年之前的关系正常化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在交谈时，我说，我们必须继续在寻求和平方面进行合作，不仅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和平，而且还有全世界所有国家之间的和平。看着他试图作出反应的痛苦神态，令人不堪目睹。当他咕咕哝哝半天才吐出一字半句来时，他的脸憋得通红。他的女翻译尽力将他不连贯的只字片语译成完整的英语句子。
毛泽东掌握的英语足能使他认识到他的翻译有时并没有弄懂他的意思。他生气地摇着头，一把夺过她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几个汉字。她便用英语大声问道：“和平是你们的唯一目标吗？”
我不曾料到他会提出这个问题，略为沉思后我答道：“我们应该寻求正义的和平。”
２１年前，我在圣克利门蒂岛会见勃列日涅夫时，他表示了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威胁的担忧。我说，中国至少还需要２５年时间才能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他举起了双手，五指分开。
翻译最终还是对他的姿势作了解释性的翻译。他说：“只需要１０年就够了。”勃列日涅夫的话比我的更接近正确。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在下一个世纪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
一些观察家提出，既然苏联入侵的威胁已经消除，我们已没有必要再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了。这种观点的另一面是，中国人已不再需要美国在苏联可能入侵时给予保护了。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在一个超越和平的时代，出于同苏联或俄罗斯毫不相干的原因，中美两国仍需要互相合作。
中国已经崛起，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军事和经济强国。它的强大足以使它在东南亚、中东和波斯湾等地区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是唯一具有在朝鲜不祥的核武器计划方面施加必不可少的影响的国家。我们不应该低估一旦我们之间的关系变为对抗性而不是合作性时，中国损害我们在全球利益的能力。
然而，通过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来削减我们同中国的贸易量，那将是一个巨大错误。我们不能通过在经济方面采取焦土政策来改善中国的政治状况。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做法，将使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者和对中国的未来能起关键性作用的企业家受到伤害。这不仅会使中国大陆的经济受到破坏，而且还可能殃及周围地区。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支持我们将贸易最惠国待遇同人权联系起来的作法。
今天，在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面前，美国有关人权的说教显得那样轻率。用不了１０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使这种说教变得格格不入。用不了２０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实力又将使它变得荒唐可笑。届时，中国人也许会扬言取消美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除非我们作出更大努力来改善底特律、哈莱姆和洛杉矶中南部人们的生活条件。
１９８９年秋天，我会见了邓小平。会见时的情景还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在人民大会堂内一阵寒暄之后，我对他说，中美两国关系从未经历过比现在更糟糕的危机。我还说，得由中国采取行动来平息西方世界的愤怒情绪。在几十名中外记者众目睽睽之下，他反驳说，中国不能容忍对其内政的干涉。
他对我说，经过了外国人多年的奴役之后，中国现在已经统一了，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他还说，中国人民绝不会原谅向另一个国家赔礼道歉的国家领导人。
１９９２年岁末，人们普遍认为，邓小平就同华盛顿的新政府交往问题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下述向前进的命令：“增进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避免冲突”。然而，克林顿政府作出的最初反应是，增加不信任感，制造麻烦，扬言不予合作，助长对抗。克林顿还给北京写了一封信，列举了从人权到贸易问题的１４条批评意见。这封信引起了长达几个月的一场外交争吵，几乎葬送了两国之间具有建设性的关系。在未来，特别是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我们应以一个大国应该受到的尊重来对待中国。俄罗斯
叶利钦能够继续提供俄罗斯为实现俄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目标——对内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和对外的非侵略性政策所需要的那种领导作用吗？叶利钦作为俄罗斯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不应该被视作一个稳定的、具有稳固的宪法秩序的民主国家的总统。如果他像民主国家总统那样行事，他大概会失败。叶利钦是一名强硬的、有时是毫无人情味的俄罗斯爱国者。如果不这样，他绝对上不了台，也经受不住对他统治的无数次挑战。
戈尔巴乔夫开始实行改革，但并不了解改革可能产生的后果。于是，一旦危险出现时，他便退缩了，自己则变成了一位前苏联高级官员对我说的那种“冷酷无情又软弱无能的家伙”。相比之下，叶利钦则能当机立断，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这是他继续得到俄罗斯人支持的关键，尽管他的国家在向民主的资本主义过渡中存在着种种苦痛。
叶利钦应该得到支持，但不应该被偶像化。由于西方把叶利钦政府理想化了，因此冒着风险使俄罗斯政策人格化，从而可能使自己中了圈套。如果叶利钦辜负了我们过于乐观的期待，西方对俄罗斯的政策——尽管基本上是正确的——可能会失去公众的支持。在我们支持叶利钦的同时应该记住，在俄罗斯还有其他的民主人士。其中许多人在宪法有关劳工条款的问题上同他的意见相左。如果我们不同俄罗斯新一代领导人发展良好的工作关系，一旦政治风云发生突变，就会像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在去年１２月份的选举中获胜时出现的情况那样，我们就会束手无策。
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４日，我出现在新俄罗斯议会下院国家杜马面前，有幸成为向经选举产生的俄罗斯议会发表演讲的第一个美国人。国家杜马是产生未来总统的摇篮。除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之外，参加１９９６年选举的每一个主要候选人都是国家杜马的代表。
今年３月，我还在莫斯科拜会了鲁茨科伊，以前我曾见过他两次。
鲁茨科伊说，他打算在１９９６年竞选总统，但接着又悲戚地说，在他被监禁期间，日里诺夫斯基“侵占了我的许多政治领地”。他预言，俄罗斯向真正的民主的过渡至少需要１０年时间。
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再度强盛起来。问题是，俄罗斯届时是西方的朋友，还是敌人。我们必须尽我们的一切努力来确保前者，而不是后者。我们可能犯的一个最危险的错误是在自我感觉良好的首脑会议上忽略我们之间的分歧，或试图将它们淹没在一片香槟酒和伏特加酒的祝酒声中。
第二个最危险的错误可能是忽视我们帮助俄罗斯向自由过渡的责任，或气势汹汹地对其内外政策上的每一个越轨行为予以指责或惩罚，好像它是一个国际顽童。美国
我们不可能有一项强有力的国内政策，如果我们没有一项强有力的对外政策的话。在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界里，我们不可能有和平，在一个经济不景气的世界里，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经济。
一开始，我们必须问自己，既然我们已处于和平之中，我们还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理想的世界应该是，所有国家都实行自由经济制。可是，世界并不是我们凭借我们的想象可任意涂抹的一块无色的油画布。在我们争取实现我们的目标时，我们必须考虑种种不同的现实。
美国不可能参与我们的理想未能在那里得到实现的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事务。我们主张扩大和平和自由，但是，是在不牺牲我们的利益和原则的前提下扩大和平，是在不损害和平的前提下扩大自由。
我们不能像“９１１”国际电话接线员那样对每一个紧急呼吁都作出反应，但必须对世界发生的对我们巨大的利益会产生影响的事件作出反应。（赵鑫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