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文章：印尼政局发生变化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４月２６日文章】题：印度尼西亚在通往苏哈托以后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作者菲利普·鲍林）
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总统取得了创纪录的政绩，可是近来印尼的一些事件表明，随着原有的维持稳定的力量遭到破坏，印尼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表明新的势力在发挥作用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苏门答腊北部的全国第三大城市棉兰发生的历时１０天的骚乱、罢工和民族暴力行动。这是印尼多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国内动乱。它突出表明，随着各个不同的集团加紧争夺已经在望的苏哈托以后的权力，印尼政局走向难以预测。
跟棉兰的骚乱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围绕印度尼西亚建设银行发生的丑闻。看来，印尼建设银行因向一位印尼籍华人埃迪
·坦西尔控制的一家背景不明的石油化工公司提供贷款而损失了６亿美元。这件事不仅使政府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因为它必须帮助这家银行摆脱困境，而且使得苏哈托时代的两位坚定支持者——前政治和安全事务部长苏多莫与前财政部长苏马尔林的声誉受到损害，而这两个人恰好又都是基督教徒。
对于印尼建设银行丑闻的广泛报道突出表明了人们所说的政界知名人物与华人商界人士之间的联系和有影响的基督教徒所起的作用。基督教徒仅占人口的１０％，可是许多穆斯林说，这些人拥有的影响力之大是与他们的人口数字不相称的。银行界发生大丑闻在印尼并不新鲜，可是这一次印尼建设银行事件开始显现某种政治色彩，并成为引起棉兰骚乱的一个因素。
棉兰在印尼并不是典型的城市。这里的华人多而且与其他民族相比凝聚力差一些。可是，华人很容易成为受攻击的目标。在棉兰，在抗议工资过低的工人们的活动中，华人成了替罪羊。可是不久前发生的另一起事件中，据认为军方杀害了一名劳工活动分子，却抓了一名华人屈打成招顶罪。这件事也许是表明某种动向的迹象。
华人仅仅是人们发泄愤怒的目标之一。苏哈托家族（据认为不是总统本人）是另一个目标，因为它通过垄断和权钱交易积累了巨额财富。
宗教是引起纷争的另一个根源。可是，如果说印尼人的不满情绪和民族或宗教敌对情绪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也是不准确的。印尼经济增长较快，足以吸收逐年增加的劳动力。容忍的传统很强烈，持极端的宗教观点的人比较罕见，边缘地区的分裂主义活动是一个刺激因素，但没有构成威胁。
尽管军队存在种种弊端，但它仍是反教族主义的堡垒。它认为自己是国家统一和维持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的最后保障者。可是，即使在军队中，对于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中如何保持稳定也是众说纷纭的。它应该对工会和报界实行压制吗？它应当怎样去应付日益强烈的伊斯兰教意识？
人们普遍指责苏哈托总统没有采取什么步骤去促进如议会之类的政治体制的发展，指责他挑动军方和文职人员相互作对，而不是努力为政权交接铺平道路。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已使印尼社会和政治意识大大增强。报界取得了更多的自由。尽管对当局提出公开挑战的现象很少见，但辩论国家大事已很普遍。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态把人们的思路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在面临工潮和排华情绪的情况下，怎样保持为经济增长所必需的高速度的投资；怎样发展反映这个国家的多党制度的政治体制而又不致使多党制造成破坏作用；怎样分配财富而又不致减慢财富的积累；怎样说服华人大亨们不要让自己的行为举止像一些异国的机会主义者；怎样去满足人们对变革的期望而又不致危及苏哈托总统的正在变得陈旧的“新秩序”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