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管理学主流将来自东方

【台湾《经济日报》３月３１日文章】题：儒学的复兴是２１世纪的管理主流（作者曾仕强）
澳大利亚人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合著的《儒学的复兴》（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一书指出：“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神话与圣哲独特地感召着东北亚各国，虽然在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之间，它的有效性面对西方的巨大挑战，但是，现在它正在复兴。儒学的复兴已经明确地指出它将在世界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将带领世界进入２１世纪。”
这里所说的东北亚，实际上就是日本、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凤凰再生式”奇迹日本的经济发展，被称为“凤凰再生式”的奇迹。利特尔和里德认为：中国历史上，蒙古人和满清人主中原之后，最终还是被汉人同化和推翻了，他们所依靠的是官僚制度和手段。日本人在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就是依样画葫芦，采用同样的模式，藉以克制美国的征服者。
《儒学的复兴》认为，美国评论家坚持用西方的正统经济概念去理解日本的经济成就，结果造成相当的误解。
今日所谓的国际经济体系，有关的条例和大家所说的游戏规则，都是战后由“说英语的人士”所制定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国民所得等等构想，好比一根刻有标准尺度的长竹竿，规定全世界的地球村民依照自己所获得的尺度，规规矩矩地找到长竹竿上的适当位置，然后紧握着它，丝毫不能违规，大家有秩序地向前竞走。紧握着长竹竿竞走，固然很有秩序，绝对不致混乱。握在前端的人，必然有胜算的把握。而握在后端的人，势必永远落后，受制于既定的条例和规则，却永无超前的可能。
战后的日本，如果完全接受西方所建立的经济体系；战败的日本人，若是极力仿效西方人的思想行为，那里有可能造就今日的奇迹？
于是，日本的质量管理、终身雇用制、发红奖励、意见建议制度、官员和企业家的密切合作、通产省的推动、贸易公司的动员，都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
日本并不是亚洲国家现代化的唯一的成功者，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后来也急起直追，被称为“四小龙”，或者将日本也计算在内，称为东亚五虎。东亚五虎令美国头疼这些亚洲国家都属于“儒学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
当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日本式管理的时候，利特尔和里德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日本文化是由中国文化衍生而来”的事实。东北亚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日本。但是日本的文化、社会、经济却无可怀疑地建基在中国文化的基石上，这才是造成西方在经济方面无法与这些国家竞争的主要原因。“日本第一”令日本人受宠若惊，不敢面对“日本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赞赏。在他们脑海里，一直存在着“只有美国和西欧等国才是比日本更先进”的观念。
日本的经济实力，使新加坡强调“一切学日本”，也使马来西亚高喊“向东学习”。然而，迄今还没有听到“恢复儒学精神以发展经济”的声音。新加坡虽然提倡儒学，也鼓励人民学习华语，却招致很多人的怀疑。因为新加坡的华人虽多，也不便明目张胆地如此直说，以免导致无谓的种族纠纷。
中国人呢？可能是看多了《厚黑学》、《阿Ｑ正传》或《丑陋的中国人》，满脑子都是“中国人不行”的自卑观念，那里敢坦然承认“儒学造成北亚经济蓬勃发展”呢？我们所听到的，好像是“日本人把我们的东西改良得很好”这一类的话，比较乐于接受日本人所提出“同样儒学，各国吸收和应用并不相同”的论调，不敢相信“中国人如果认真实行儒学，其效果必然比其他国家更好”。
利特尔和里德通晓中文、日文、印尼文、法文，并且深研中国和日本政治文化，将儒学的崇高人文主义精髓，与西方功利主义、个人主义高张而日趋没落、弊病丛生的西方文明相对比，获得“儒学的复兴，可能成为２１世纪世界文化中心”的结论。疾呼“反精神污染”他们指出：过去２００年来，欧洲人，尤其是英国和美国人，成功地鼓吹欧洲式的道德标准。他们以基督教、法律和通商手段来破坏世界上大部份地区原有的文明和社会，并且把当地的道德标准也改变了。中国和日本以不同的方式抵制西方文化的侵入，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反精神污染”，历来很少受人称赞，却成为两国现代经济发展和成就最重要的基石。
欧洲人自持欧洲道德标准的优越性，有效地在全球各地建立新标准，并且自认为是其他种族精神和道德上的导师。他们依据自己订立的标准，独断地拿对自己有利的标准去决定其他民族的命运。非欧洲背景的人士，往往处于不利，甚至吃亏的地位。
当时中国由于积弱太久，导致鸦片战争中欧洲人表面上的胜利，忽视了中华文明的潜在力量，使得中外人士，产生对儒学力量的错误判断。
鸦片战争对中国最大的好处，也许就是派遣大量留学生远赴英、美、德学习西方文明，一方面掌握了欧洲语文、概念和秩序，一方面保留自己独立的道德体系。这种“知己知彼”的素养，显现在台湾地区的包容中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