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亚之子回忆录

【俄罗斯《莫斯科晚报》３月１０日报道】题：“对，贝利亚是我父亲”（记者卡扎林和鲁索夫斯基）
他今年７０整，头３０年名叫谢尔戈·贝利亚。后４０年他躲开记者，不发表谈话，谢绝西方出版商的约稿。他继续忘我地工作，是科研所所长，导弹和航天系统的总设计师，参与过原子弹的试验和氢弹的研制。这是他对我们发表的谈话：
最近４０年我名叫谢尔盖·格格奇科里。这是１９５３年我父亲被捕和我被关了一年半后出狱时发给我的身份证上的姓名。当时的说法是，为了保护我，以免愤怒的人民的报复。格格奇科里是我母亲的姓。
我父母只生了我一个。有一天，父亲把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领到我跟前，对我说：“这是你妹妹。你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人生中会有许多想不到的事……”此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听说后来她嫁给了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的儿子。我妈不知道我有个妹妹。窃听罗斯福对话
由于我父母的教育，我从小就懂德语和英语。卫国战争爆发后，我报名上前线，当时才１７岁。我是一级业余无线电机务员，并已从侦察员学校毕业，获得了中尉衔。１９４１年冬我就同两名德裔无线电专家准备空投到冯·布劳恩导弹研究中心所在的地区。头一次空投未成功，因为接头地点已经暴露。只好让我们从伊朗经土耳其到德国。我们三人中只有一名德国反法西斯主义战士到达目的地。斯大林一家
１９４３年，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我和一批人通过巴库被送到德黑兰。到那儿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单独接受斯大林的指令。德黑兰会议前夕，斯大林对我说：“我记得你懂英语，你的任务是时刻偷听罗斯福住地的一切对话。这是很微妙的工作，我只能派信得过的人。设备已装好，你把听到的东西译成俄文，只报告给我一个人。”
每天早上６点３０分我向斯大林报告。他打听一切细节，包括罗斯福说话的语调和停顿方式。他每次都精心准备同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下一轮会谈，他的办公桌上放满了文件夹。
我们全家把斯大林看成是神，我当时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当然，随着我的成长和对情况的了解，崇拜转为不理解，反感渐生。
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时我还是个孩子，是１９３６年。他到第比利斯我们家去，说他也有一个年龄同我差不多的女儿。几个月后，他的三个孩子都来了，老大雅科夫和我母亲年龄相近，老二瓦西里·斯韦特兰娜比我小一岁。后来我家搬到莫斯科，我跟斯韦特兰娜同校，是好朋友。她介绍我同我未来的妻子相识。
当时我们全家都喜欢斯韦特兰娜，她聪明、谦虚、正直、坚强。雅科夫有点特别，为人刚毅，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不愿入党完全是由于原则性问题，但不对别人透露。他认为当时的政治迫害是错误的。他在军校入党，完全是迫于父亲的压力。为这事他们家几乎闹翻了。
斯大林对雅科夫说，“不论你有什么信念，既然你的爹是总书记，你不入党就是公开挑战，绝对不能允许”。
雅科夫像斯大林那样性格坚强，他被德军抓获后英勇就义，忠于祖国。他生命的最后日子是在单身牢房度过的，与台尔曼、比利时国王同监。斯韦特兰娜告诉我，斯大林得知儿子的死讯后，难过极了，把她叫到跟前，不断地回忆儿子的情况，几乎说到天亮。
瓦西里是个能干而重感情的小伙子，只是性格软弱。他周围的人把他惯坏了，他缺乏家庭温暖。那些将军通过饮酒作乐想跟他套近乎。斯大林只骂过我一次，就是因为我对瓦西里的放纵不闻不问。当时我军校毕业，斯大林接见了我，说决定派我率一批年轻人到英国去学习。
当时我早已知道出国有什么结局，凡出过国的，几乎后来都被捕或被怀疑为潜在的敌人。当时我拒绝了，但不坚决。当得知这批人中有瓦西里时，我吓坏了。
斯大林晚年，我父亲已觉察到他对自己的态度有变，两人之间的裂痕加大。
有一天，父亲回家后对母亲说：“我是下一个……”，他指的是被捕。斯大林一死，我们全家几乎都垮了，特别是母亲，有一天她对父亲说：“拉夫连季，你怎么自我安慰都没用，你的好日子到头了。过去别人看在斯大林面子上容忍你，现在完了。”贝利亚之死
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６日，我最后一次看见我父亲。我们家有个传统，晚饭尽可能全家在一起吃。这是全家见面，随便聊天的唯一时间。
那天我一早就离开了别墅，我离家时父亲还在家。那天我要同苏联核弹计划负责人万尼科夫上将和库尔恰托夫等人讨论氢弹爆炸的问题，我国的第一颗氢弹比美国早爆炸一年。
突然，我的朋友、试飞飞行员苏尔坦打电话给我：“谢尔戈，你家所在地区被军队包围。有枪声。快出克里姆林宫，我给你派辆汽车，给你准备好飞机……”
我把这事对万尼科夫讲了。我跑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苏尔坦已经在车里等我了。他说：“快，好像是你父亲已经给打死了。”我想，肯定是一场误会，我不想逃，又回到万尼科夫那儿。
他和库尔恰托夫给马林科夫打电话，没人接。给赫鲁晓夫打了电话，赫答：“贝利亚儿子在你那儿？没发生什么事，让他回家吧。”
我们几个人出了克里姆林宫，车开到我市内的家，房子周围全是军人，不让我们进院子。多亏万尼科夫上将在，才让我们进去了。我看到，我父亲住的那几个房间的墙上弹痕累累，像是大口径机枪打的，玻璃碎了，门不知是砸开的，还是炸开的。这时有个卫兵对我说：“看，担架上抬出了一个人……”一看，担架上的人盖着布，我没来得及问卫兵，开枪时父亲是否在里面。但我觉得，担架上抬的是我父亲。
朱可夫、莫斯卡连科和巴季茨基元帅等人的回忆录里都说，贝利亚是在克里姆林宫内，在政治局会议上被捕的。事后我试图了解真相，我问过我的好朋友、法官米哈伊洛夫，他说：“我不想骗你，我没有在法庭上见过你父亲。据我所知，他当天就被打死了。怎么打死的，我不知道。”
２６日那天，我被送回别墅，别墅被包围，警卫全换了。我把自己的推测告诉了母亲，她没有哭，只说了一句：“不可能不是这样。”
后来，我和妻小被迁到另一栋别墅，２０天后宣布，我被捕。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关了１２月，随后在莫斯科的布蒂尔监狱关了一年，事后才知道，母亲也关在那儿。我和母亲获释后，我自己选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过了几年，我又到基辅居住和工作。不论别人对我父亲怎么看，我认为他是个好父亲，他教我做一个正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