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农业发展“滞后”是重要一环

【《香港联合报》３月１６日社论】题：人大年会关注农业发展“滞后”
在大陆１１．８亿人口中，农村人口约有９亿，农村经济的势态对稳定社会和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小。由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限，正在举行的八届人大二次年会，广泛讨论了农村经济问题，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农业是关系全局的问题”，中共政治局常委乔石、朱镕基、政治局委员田纪云等，也表示关注农业发展的一些障碍。如何改变农业发展“滞后”的状态，无疑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一环。
去年，大陆工业的增加值高达２１％，农业的增加值只有４％。城镇居民每人平均生活费收入有略过一成的增长，农民的平均收入增长只有３％。这些数字显示，“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仍然很大。
据北京国务院统计局最新的抽样调查报告，１９９３年每位农民的全年平均收入为９２１元人民币，平均每月约合港市６８元。即使是这么低的收入水准，还有不少农民并未达到，其中有８０００万人还未“解决温饱”，每人全年平均收入只有二三百元人民币。有数千万农民“盲流”到城市找饭吃，形成持续不断的“民工潮”。全大陆１２岁或１２岁以上的文盲和半文盲，超过人口总数的二成，其中大部分在农村。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的增长甚低，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每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８％，１９９２年为５．９％。如果拓除农民承担的额外负担，实质的增长极有限，甚至是负增长。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红头文件”，一直称“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农业实际并未真正处于基础的地位。对农业的投入太少，又未能很好配置科技人力资源，把科技特别是生物科运用于农业，实现“科学种田”。这是农村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
剪刀差太大与农民承受的摊派太多，也是农业“滞后”的另一原因。
中国大陆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有收入和福利的巨大差异。
乡镇企业原是改善农民生活的动力，但近几年部分乡镇企业患了“国企病”。机关化和冗员太多，干部贪污腐败，使企业收益和吸收劳工的能力下降。这也是农村经济落后的原因。
最近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农业会议，如去年１０月的农村工作会议，今年１月的农业工作会议，国务院还下达红头文件《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发展纲要》。这次的人大会议，又提出扶植农业的措施。这显示官方力图稳定农村社会，量落实政策和提高农村生产力显然有许多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