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决策过程可能呈现“巴尔干化”

【美国《外交》杂志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号一期文章】题：告别“贤者”由基层人员制定政策（作者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委员、斯坦利基金会的美国新的全球对话机构两主席之一迈克尔·克拉夫）
美国人民正把制定对外政策的大权从“贤者”手中收回，后者死死抓住它不放己有５０年之久。东部“贤人”难以继续垄断决策权
东部的国际主义者在动员全国参加战争和为迎接和平做准备方面一直居领先地位，所以他们能够左右在４０年代末成立并得到迅速发展的对外政策机构并为其提供人才。最重要的是：这个新近青云直上的小集团在遏制（共产主义）和自由贸易问题上取得了至关重要的一致看法。这成了美国处理国际问题时的指导性观点。
在目前没有明显威胁的情况下，公众在有关其子女生命的问题上不再愿意相信专家们能够作出正确的决定，特别是当这些专家自己的意见存在严重分歧的时候。结果是：旧的制定对外政策的机构正失去其影响和支配地位。各州势力开始影响全球政策
美国社会的全球化大大促使当地的、州的和地区性机构更多地参与世界事务。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外的事态发展与当地社会息息相关。许多州的和当地的机构正通过技术援助和计划交流同世界各地的相应机构建立直接联系。一些基金会和企业家正建立新的地区性对外政策团体·以取代一度为东部机构所垄断的在世界事务上发挥的领先作用。
东部地区在对外事务上处于得天独厚地位的情况已经消失，纽约不再支配着这个国家同世界其余地方的经济关系，通过东部海港的贸易额大大减少。从加利福尼亚州到大湖，从太平洋西北部到得克萨斯州边界和佛罗里达州，各个地区都在发展它们自己的经济势力，并建立为达到其目标所必须的贸易办事处和其他机构。总之，地区化不仅缩小东部地区对制定对外政策过程的影响，而且有助于形成超出东部势力范围制定全球政策的新进程。少数民族开始影响对外政策
８０年代，非洲裔美国人在犹太裔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的榜样的推动下，基本上成功地对美国对非洲（特别是南非）的政策提出了要求。比较近的事例是：墨西哥裔美国人组织开始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辩论中和制定美国对墨西哥政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日益壮大的华裔美国人社会在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方面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东欧少数民族的美国亲戚也开始行动起来。
这种趋势由于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得到的好处而变得日益明显，这些少数民族为诸如中国和墨西哥这样可能成为繁荣昌盛的国家充当桥头堡。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其在美国的少数民族兄弟看成是开展建立更有利的双边关系活动的天然盟友。
少数民族集中在某些地区的现象加强了对外事务地区化的影响。例如：亚裔美国人占美国人口３％左右，但是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人口中将近占１０％，在旧金山湾地区约占１５％。同样，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占美国全国人口的９％左右，但是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占１／３，在佛罗里达州也占１／３，在得克萨斯州占１／４。由此可见，对外政策越是受局部地区的影响，少数民族的联系对辩论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越来越多的黑人、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和亚洲人被选进当地和州的政治机构里，情况就更是如此。决策过程可能呈现“巴尔干化”
国内这些新的力量很可能使制定对外政策过程呈现“巴尔干化”，不同的团体和组织力图控制不同的问题和政策。可能性更大的是：“巴尔干化”倾向将使国内就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问题展开激烈和旷日持久的斗争，从而严重损害美国在正在到来的时代里居领导地位的能力。
只有彻底重新设计制定对外政策的体系——使之适应２１世纪全球挑战的需要，正如过去为对付冷战而成立国家安全机构一样——才有可能使这些互不相让的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