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无人道令人发指

【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１月２４日一期文章】题：冷战实验（作者布迪安斯基、古德、格斯特）
１９５１年６月１日，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高级军事和情报官员召集一些著名心理学家在蒙特利尔的里茨—卡尔顿饭店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研究人员确信，共产党人对某种神秘的科学有所突破。是年９月，有报道说，朝鲜对美国战俘进行洗脑，在这种报道的刺激之下，美国政府机构的科学家们提议开始一项紧急、绝密的研究计划。对药物、催眠术、电休克、叶切断术，所有这一切都将加以研究。
政府在冷战期间让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接受放射，这一惊人的新发现已经促使国会对此事进行新的调查，包括上周就马萨诸塞州拿弱智儿童作实验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但是，放射实验仅仅是把数以千计的美国人作为实验品的庞大研究计划的一个方面。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７０年代中后期，原子能委员会、国防部、各兵种、中央情报局和其他一些机构在政府主持的广泛实验中，用囚犯、瘾君子、精神病人、大学生、军人，甚至酒吧顾客，实验从放射、麦角酸酰二乙胺和神经毒气到强烈电休克、长时间的“感觉剥夺”等各种手段的效果。有些被当作实验品的人知道他们的处境，许多人则一无所知。ＭＫＵＬＴＲＡ实验在８０年代对中央情报局提起的诉讼中，从该局官员那里取到的内部备忘录和证词透露，曾有数以百计的人接受过中央情报局代号ＭＫＵＬＴＲＡ的“心智控制”实验，在这些人中，只有１４人得知实验一事，而得到赔偿的只有一人（拿到１．５万美元）。
旧金山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偷偷地给这１４个人服用了麦角酸酰二乙胺，其中一名受害者是旧金山夜总会里的歌手鲁思·凯利，此人已死亡。根据一名在８０年代受命跟踪ＭＫＵＬＴＲＡ实验受害者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证词，６０年代初期在一家俱乐部里，特工人员在凯利演出《有辱门楣的人》之前，将麦角酸酰二乙胺偷偷放进她的饮料中。负责跟踪工作的官员弗兰克·劳宾格作证说，在凯利的饮料中搀致幻药的特工人员“觉得在她演出过程中，药物明显见了效”。第二天一名特工人员来到这家俱乐部，说她一切正常，可是另一名特工人员说，凯利住进了医院。
ＭＫＵＬＴＲＡ实验的大部分文件资料都已于１９７３年在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的授命下销毁了，剩下的档案记录都没有提到在大多数实验中接受过实验的人的姓名。但是，这些记录清楚地表明，数以百计的人接受过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经费的实验，这些实验分别是在大学、监狱、精神病院和吸毒成瘾者康复中心进行的。电休克中央情报局提供经费进行的一次最令人发指的实验——也是对政府提出起诉取得成功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案件中的一个——牵涉到加拿大精神病专家尤恩·卡梅伦的研究工作。５０年代，卡梅伦研究出一种他称之为“解型疗法”和“精神驱动”治疗精神病患者的方法。根据他在１９５７年向人文生态学调查协会——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支持行为矫正研究的机构——提出的补助申请，这种治疗程序包括“通过强烈电休克（解型疗法）的办法打破病人的现存模式，在一些情况下，还要反复服用麦角酸酰二乙胺。接下来是将一个录音内容“强化重复”一—时间为６—７天，每天１６小时。卡梅伦的申请还提议尝试各种不同的药物，包括麻痹用箭毒，作为“使病人失活”这种新技术的一个部分。
很显然，在中央情报局看来这与洗脑非常相似，因此，该机构通过人文生态学协会提供了６万美元。卡梅伦在麦吉尔大学阿伦记忆研究所任所长时，曾有不少人因抑郁、酗酒和其他问题到他那里去求医。他的病人中有９人在１９７９年状告中央情报局。一位名叫丽塔·齐默尔曼的病人被施以“解型疗法”，经受了３０次电休克，接着又服用药物，在药物的催眠作用下睡了５６天。结果弄得她生活不能自理；其他人则造成永久性脑损伤，失去了工作或者健康状况因此下降。甘布尔受害经过在要求赔偿的人中，经历更具代表性的是空军军官劳埃德·甘布尔。１９５７年，甘布尔自告奋勇去马里兰州埃奇伍德的陆军化学战实验室接受实验。他对本刊记者说，他被告知他将实验防毒面具和防护装备。可是，１９７５年他得知，他和其他１０００名军人却服用了麦角酸酰二乙胺。他说：“如果他们当时告诉我有这种危险，我决不会接受实验，这真是无耻之极。”他说，在实验结束后，他就被放了出来，驱车从阿伯丁前往特拉华，当时，他服用的麦角酸酰二乙胺已见了效。他记不得曾去过哪里。
甘布尔开始出现暂时性知觉丧失、阶段性深度抑郁、极度焦虑和狂暴行为。１９６０年他自杀未遂，最后，他于１９６８年提前退休。当他得知他服用了麦角酸酰二乙胺这个迟到的消息后，他要求给予赔偿。司法部拒绝了他的要求。国防部说，甘布尔签署了“自愿参加协定”。但甘布尔和其他人当时被告知的是：“他们将服用一些化合物，所产生的效果与喝含酒精的饮料而喝醉的人的感觉相似。”
律师詹姆斯·特纳说：“法庭和一些机构现在已使受害者根据法律提出的赔偿要求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档案没有了，关键的证人死了，人们搬了家；在药物实验案中，人们则受到另一种伤害，即损害了他们的心灵。”毒气实验为这些实验所作的辩解包括关于间谍与反间谍活动计划、使外国政治家丧失信誉、培训军事人员等等。陆军让３０００名军人试验Ｂ２迷幻麻痹性毒气，这是当时作为化学武器正在研究的一种强烈的幻觉剂。这种药物侵袭人的神经系统，造成眩晕、呕吐和瘫痪。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参加了实验神经性毒气、疫苗和解毒药的陆军医学自愿计划。喋喋喋不休行动最早的行为控制实验是１９４７年海军的一项名为“喋喋不休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是在探索“诱导讲话的药物”，将其用于审问“敌人或破坏分子”。这项计划最终被放弃了，因为这种药物“味道非常苦，没法不让接受实验的人知道他们在服用药物”。
但是，到了１９５２年，秘密的心理学研究没有被这种挫折吓倒，反而得到迅速发展。美国政府的心理战略委员会１９５２年的一份秘密研究报告为行为控制研究制订了议事日程。报告竭力主张对药物、电休克和其他技术要进行“临床研究……在偏僻地区进行研究”。这份报告甚至还考虑叶切断术的可能性，说：“如果能够对政治局成员施行这种手术，苏联对我们将不再是个威胁。”尽管这份报告还说，由于这种外科手术是“可以察觉”的，使用起来就成了问题。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曾经进行过叶切断术的实验，但是曾进行过其他许多种稀奇古怪、令人讨厌的实验。１９５５年，陆军支持在图兰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将电极插进精神病人的大脑里，测量麦角酸酰二乙胺和其他药物的效应。在其他实验中，自愿人员被关在“感觉剥夺”室里长达１３１个小时，用噪声和录音进行连续轰击，直到他们开始出现幻觉。目的是看看他们是否能“皈依”新的信仰。
本刊发现，１９７２年，空军支持由已故的阿梅代奥·马拉奇医生进行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密苏里大学精神病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精神病人——包括一名患紧张症长达３天时间的１８岁女孩——服用了麦角酸酰二乙胺，研究人员想借此研究“自我力量”。
吉廷杰承认有些研究很天真。他说：“我们试图了解人们的下意识，以及人们当时所相信的种种愚蠢事情。”有的研究甚至试图看看在人们思想出现偏差时，是否能够通过休克的方式“训练”接受实验的人，从而研究出一种“超感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