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和平的先行者（八·完）

摆脱恶梦
而佩雷斯本人是否会见过阿拉法特？这是可能的。他以为以色列己在伦敦与侯赛因媾和，但塔米尔却残忍地否认了此事。埃泽尔·魏茨曼呢？作为以色列国防军的长官、后成为共和国总统的他在１９８９年险些以严重叛国罪而受到沙米尔的传讯。
在１９７０年的“消耗战”期间，魏茨曼的儿子在苏伊士运河边受了重伤，此后，他就由鹰派变成了鸽派。为了与巴解组织建立接触，他利用了他与阿拉伯一以色列医生艾哈迈德·提比的关系。以色列国内安全总局把魏在其住所与突尼斯总部之间的谈话录下来了。
于是，他不得不离开以色列内阁。
哈伊姆·拉蒙呢？这位现任卫生部长是拉宾的心腹人物之一，他也利用了提比这个人从中斡旋，以使最后协议达成前在奥斯陆突然出现的紧张局面缓和下来。
当问题仍很棘手、而且它会重新激起双方内部旧有的仇恨时，主角们都沉默了。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奥斯陆以及后来华盛顿出现的情势突变并不只是那些知识分子进行接触的结果，因为这类接触已转变为慈悲心突然大发的首脑们进行的名副其实的政治谈判。
如果没有一段很长时间的思想演化，任何变化都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一些勇敢者的斡旋则加速了这一演化。拉宾的伟大就在于，他接受了这段痛苦而缓慢的进程。
阿拉法特的伟大就在于，在当前各种过火行为尚存的情况下，他已经放弃了恐怖主义，并从１９８８年开始，在瑞典外交大臣安德森的调解下，在斯德哥尔摩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最终承认巴解组织曾发誓要消灭的以色列国拥有生存权。
中东正在开始摆脱恶梦。这是因为，人们记住了以往流淌的鲜血。
（八·完）（刘玉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