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自白（四）

社会民主化本身极大地推进了民族觉醒，由于我们对此估计不足，延误了我们这个高度集中的、实质上是极权的国家转向真正的联邦国家。这就为一些利己主义者所利用，他们在民族觉醒问题上进行投机。其结果是民族发展过程在一系列地方具有了破坏性。我已竭尽全力来防止产生我们这个多少世纪来形成的多民族国家解体的威胁。我们所找到的革新联盟的方式是在维护共同国家完整性的条件下照顾各共和国要求独立的愿望，中央的职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为此目的而要制定联邦条约，它应将这一方式法律化。罪过
联邦条约的签订被阴谋家们于１９９１年８月破坏了。现在非常清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清楚，关于解散苏联的决定是极为严重的错误。我们现在经历的许多许多灾难就是这一悲剧性行动的直接结果。
很清楚，恢复苏联过去那种形式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同时我一天比一天更加清晰地感觉到，我们不可避免地将走向某种全新的一体化。这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需要，这一原则还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这样一种现象，即群众意识。联盟作为国家已经瓦解，而统一国家的感觉依然存在，尽管苏联前共和国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想方设法试图分裂人民。
谁要是忽视这一状况，谁就无法正确估计我们现在的处境。
在经济方面，我们遵照已经形成的老框框，从重工业、机械工业开始改革。如果要是从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开始改革，也就是说从能够为人们带来迅速的、明显的效果的部门开始改革，那就要好得多。总而言之，我们已走上改革的道路，但是未能准确地选择实现这一改革的各项措施的先后程序。
已经过去了一年半，这不仅从苏联解体算起，而且也是从那时起开始了大规模的试验，试图借助休克疗法一下子跃入市场。
我决非想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前总理盖达尔等人的身上。这是一些聪明的、有教养的年轻人，其中有些人我早有所知，当时也同他们进行过合作，但是他们确实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误。他们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情况，这就是经济改革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分阶段的过程。他们注意到经济的宏观水平，注意到必须稳定金融体制，这是对的，但是忽略了实际生产者。他们的经济政策不是有助于具体的企业，而是使那些为市场生产商品的人缺氧而窒息。他们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重视人，因而是反人道的。造成这个班子失利的还有自由主义思想意识的局限性，即试图盲目地套用货币主义的理论和处方。而经济政策中的公式主义是极为危险的。要知道我们有那么多的特点，在原则上讲是没有一个公式能全部加以考虑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