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自白（三）

辩解
大家公认的是，官僚主义的力量在于保密。保密同时也是旧的极权制度力量之所在。
为了破坏这种力量，使人们了解真相，从而为他们进行创造性的政治活动扫清道路，就必须要有公开性。公开性政策极其困难地为自己开辟了道路，克服了旧机构和旧习惯的反抗。
于是，它产生了伟大的成果。它使得群众慢慢地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它唤起人们进行思索，帮他们面向新思想、口号、纲领，重视站在政治斗争前沿的新人。
当然，这种做法也产生了自己的问题。它需要有时间，但在实现改革中丧失速度也是危险的。可是，在评价已有的经验时，并将进化做法的弱点同“休克”疗法那种急不可待的匆忙性的弱点相比，我仍然深深地坚信，谨慎小心，周密考虑，尽管要付出一定代价，但依然是比较可取的。我若是慌忙从事，强制地、匆忙地赶人们去参加改革，那么一切都会迅速垮台。
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有人经常批评我行动迟缓，认为这是因为我犹豫不决。我无法接受这种批评。相反，我当时非常坚定地做了一切，以便使得社会保持在一条变革内容是革命的，而方式方法是进化的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不允许陷入武装冲突的深渊。这是我从一开始就遵循的道德上的信条。我感到自豪，因为我始终坚持了这一信条。
从过去的历史中还可以得出一条结论，正确地、及时地为进化道路的每个阶段选择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的程序是极为重要的。我真诚地承认，在这里我们，首先是我本人远远不是都成功的。
我们没能使得破坏旧的生活方式同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之间建立必要的同步性，我为此深深地感到不安。在最开始时，可以作更大的努力来破坏官僚体制。但是与此同时需要花更大的力量促使建立新的管理经济和整个社会的民主机制。问题
过晚地提出和解决民族问题造成了巨大的，也可能是最大的损失。人们摆脱了硬性强制的桎梏，其结果是唤起了民族自觉性。
由于我们长期陶醉于这样一种认识，似乎我们各族人民的友谊已是牢不可破，因此我们相信苏联各民族之间关系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
但是这里应该说，在苏维埃政权时期，许多民族的生活中确实发生了很多重大的进步和变化，其中有些民族１９１７年以前还过着古老的中世纪生活。
可是不幸的是，民族进一步发展的总方针事实上是要想消除民族的差别，这在实际上意味着要实行俄罗斯化，践踏各民族天然的权利。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