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友非敌立足现实

【新加坡《联合早报》１月６日文章】题：非友非敌立足现实（作者哈里·哈丁）原编者按哈里哈丁是美国著名“中国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也是民主党的中国政策智囊，对克林顿制订对华政策“举足轻重”。哈里·哈丁认为，对美国来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中国在国内事务中既不实行多元化，也不实行极权化；中国既进行富有意义的经济改革，又不完全采纳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所以，美国必须放弃过去那种非友即敌的简单想法，与中国建立“更现实和成熟的关系”。了解哈里·哈丁的想法，对了解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显然大有帮助。
要预言中美关系的未来，是颇为困难的。过去２０年来，有助于形成这一关系的种种背景因素，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随着苏联的崩溃，国际形势的主要格局变得不明确，中美两国的利益将在多大程度上相吻合或相分歧，尚有待分晓。
中国正在对付一些伤透脑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未来１０年中，它可能重新实行改革，或实行镇压，或继续衰落，甚或出现国家分裂。美国正在辩论它的冷战后时代的政策和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还见不到一致的意见。台湾和香港亦在更公开地争论它们今后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相当可能的是，台湾坚持要发挥更积极的国际作用，甚至要正式独立，而香港则可能要求有更多的自治保障和加快民主化步伐。美中关系可能出现五种局面
中美关系在９０年代至少有以下五种可能出现的局面：
一、中美两国将再次在战略上结盟，以对付重新崛起的俄国或占优势的日本，这将使中美两国再一次把它们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放在一边，共同对付它们利益所受到的共同威胁。
二、假如中国分裂，美国将被迫与多个中国建立各不相同的关系，有的友好，有的疏远。
三、如果中国在邓小平之后重新出现政治上和经济上放松限制，那就很可能看到美国重新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同时中国将重新有兴趣与美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军事和文化联系。
四、就近期而言，如果中国不能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改善其表现，美国人有可能失去耐心。就较长期而言，如果在邓小平之后，统治中国的仍是一个实行镇压的政府，如果北京与香港或台湾的关系出现危机，如果中国采取一种更敌对性的对外政策，与美国或美国盟国的利益相对立，美中关系都有可能出现对抗的局面。
五、现今的趋势可能继续下去，其特点是相一致的利益和相竞争的利益的交织在一起，关系仍然紧张而又不致破裂。
短期内，最后一种局面是最有可能的，而第四种局面也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在中期内，第三种局面可能性较大，但绝非肯定。另两种前景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但并非不可想像。美应立足于现实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美国对华政策应当立足于下几点总的建议。第一、避免回到美中关系敌对状态，是可取的。如果为了台湾或某一个别的地区性问题，而重新出现美中军事对抗，那将会是代价高昂的，在美国要削减防务预算的时候更是如此。即使是在外交上对北京疏远，也是非常不可取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亚洲盟友希望看到北京和华盛顿重新彼此为敌。
假若北京选择的对外政策，是直接与美国的重大利益相抗衡，或决心使用武力迫使香港或台湾接受它的重新统一的条件，那么美中敌对关系显然不可避免。但是，如果美国因为贸易或人权问题上的分歧，而把美中外交和经济关系推到完全破裂的地步，那就是愚蠢的。
美国如果期待在邓以后的时代，再出现一次美中蜜月，那同样是不明智的。在８０年代中期，就出现过没有根据的欢乐和不现实的期望。诚然，美国可以希望中国重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特别是在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去世以后。但重新推行改革并不是邓以后中国唯一可设想的局面。即使出现这一局面，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化，也仍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艰难过程。
不过，中国改革成功并不会保证中国将在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上总是与美国观点一致。事实上，中国成功的经济改革不会消除中美贸易中现有的不平衡，反而会使这种不平衡加剧。
（下转二版）（上接一版）美中关系仍然十分重要
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即使是敬而远之地忽视它，也是不应当的。诚然，对美国而言，中国在今天不如在７０年代时那么重要，因为在７０年代时，怎样操纵战略三角关系，曾是美国全球外交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在关系到美国利益的各种不同的国际问题上，中国仍居重要位置。这些问题包括：维持亚洲太平洋区域的力量平衡；保持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保护全球环境；鼓励开放的国际经济；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可以使事情糟得多，也可以为事情变好作出贡献。而且，两国已有广泛的双边关系，它需要加以巧妙经营，而进一步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将会有利于两国。
这种情况表明，美国和中国需要一种比过去一二十年来大部分时间都要更现实一些和成熟一些的关系。美国领导人应该认识到，他们与中国既有共同的利益，又有彼此相竞争的利益。他们应该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既不要以为这个人民共和国对美国的利益居于中心地位，也不要以为它对美国的盘算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美中关系不应像７０年代末或８０年代那样热情奔放，而应更加现实。美国人不应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对付共同对手的盟友，不应夸大中国市场的规模，也不要以为正在实行改革的中国很快就会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和多党政治制度。
中国需要明白他们同美国的关系是有限度的。不能指望美国向中国转让大量的先进军事技术，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为中国的出口提供无限的机会，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提供答案，也不要指望美国无视侵犯人权的行为。
他们应该懂得，两国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艰难的讨价还价的基础之上，在这一谈判过程中，美国为了追求自己日程上的利益，要动用正反两面的刺激手段。这样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正常的关系，如同大多数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样。但是，对长期来寻求一种“特殊关系”的两国说来，要实现这样的正常关系，可能需要对自己所熟悉的思维方式作一番费力的调整。美应调整对华政策数十年来，美国一直谋求同中国建立许多美国人所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在积极阶段，美国的“影响与振奋梦”同中国想在外国庇护下富强起来的希望结合到一起。在消极阶段，中国抵制美国的影响，把这种影响斥之为破坏性的、侮辱性的，美国则愤怒地、失望地甩开中国。
敌对让位给和解，欣喜又产生幻灭，在过去２００年的历史中，美中关系一直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美中关系１９７２年以来的演变又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周期性。但是，在这种种情绪变化的过程中，始终贯穿了一些共同点——感情极易激动，希望往往不切实际，担忧常常言过其实。
如今的主要论题之一是：这样的关系已不再适应美中关系的客观情况。笔者对美中关系的预测以及对美国利益和政策的分析都表明，两国关系应当大大不同于５０年代与６０年代的敌对状态、７０年代与８０年代的虚假欢乐以及天安门事件后的幻灭和背叛感。
新的美中关系肯定比过去复杂得多。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能建立在单一的明确无误的基础之上，无论这个基础是反对共产主义，还是遏制苏联势力，或是支持经济改革，还是促进民主。取而代之的是，正如笔者从头至尾所强调指出的，美中关系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包含着合作和竞争的因素。两国拥有可互为补充的经济，怀有保持亚洲稳定的共同愿望，享有同一个地球环境。但与此同时，两国的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地理政治地位不同。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双方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样的问题。这样一种关系的主要特征既不是对抗，也不是和谐，而是艰难的讨价还价，在一些问题上或在一些问题之间进行错综复杂的交易。美中关系将出现多样化
部分结果是，美中关系在美国国内引起的争议，很有可能比在过去的敌对或合作时期都更为严重，不同的集团正在辩论它们希望在这种关系中取得什么样的利益，用什么战略来实现这些利益。即使美国国内对笔者提出的政策是否妥当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今后仍会在许多细节问题上继续发生争论，因为美国人对于如何促进中国人的人权、如何得到经济关系的好处、如何同北京一道解决全球问题都存在分歧。
中国也将出现类似的情况。一些中国人想从美国得到技术和资金，借鉴美国的思想和体制；而另一些中国人则担心，这种关系的结果会造成经济上的附属、战略上的依从、文化上的污染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这两种人之间的长期辩论，将不可避免地使双方关系变得紧张。
为适应作为多元社会的美国和变化愈来愈大的中国之间的相互交往，美中关系还会变得比近年来任何时期更加多样化。如上所述，尽管中国可能不时地加强政治控制，但国家逐步让权于社会的趋势不大可能完全逆转。地方政府，甚至个别商业和学术机构，将会得到比过去较大的回旋余地，来确定自己同美国对等地区或机构的关系。反过来，美国的组织和个人，也可自由地选择同中国的什么地区、同哪些机构打交道。
这一现实表明，美国可以同那些更加积极地实行改革的城市和省份，建立比较积极的商业关系，同那些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开展内容较为丰富的学术交流。这一现实还表明，谋求合作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可能会发现，同中国各种地方机构办事，而不总是通过北京的中央政府办事，将是可能的，而且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