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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生晚报”叫嚷胡适回台后不该不说话鼓吹胡适要勇于对蒋进“逆耳忠言”

字号+作者:参考消息 来源:参考消息 1970-01-01 08:00 评论(创建话题)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

香港“新生晚报”叫嚷胡适回台后不该不说话鼓吹胡适要勇于对蒋进“逆耳忠言” 【本刊讯】香港同美新处有联系的“新生晚报”12日发表一篇题为“胡适之不'...

香港“新生晚报”叫嚷胡适回台后不该不说话鼓吹胡适要勇于对蒋进“逆耳忠言”


【本刊讯】香港同美新处有联系的“新生晚报”12日发表一篇题为“胡适之不该不说话”的文章,文如下:
最近,胡适之先生翩然地又回到了台湾。一如他半年前赴美时所开出的支票,他这次返台是将作久居之计的。这消息传出,一般人的疑团顿释。原来,适之先生到了今天,也还惓惓国是,不忘社稷,终于又与祖国朝野人士履行了诺言来一番“安危共仗,甘苦备尝”了。
只是,胡先生一抵国门,记者们叩以时局感想,他忽然装聋作哑,效金人之三针其口,说了一句:“这个时候多说话是不聪明的”。据傅他自美归来,为的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而从此将一意只谈学术,而不谈政治,今后对于国是的意见固少论及,即公开的演讲与写文章也拟尽量避免了。
本来,“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挨命向前”。我们把世事看成棋局,正当车炮零落,大局垂危,这时卒子过河,一定义无反顾,只有向前而不退后。我们今日盱衡大局,默察时势,当前国家民族的命运,正系于我们知识分子的良心理性之上。作为一个当世士林之表率人物,倘此刻又扭扭怩怩、躲躲闪闪,自命为识时务为俊杰,而打算袖手旁观、沉默不言。岂非变成了“老油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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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适之先生是我国学术思想界的领袖,也是我国国际外交中的荣誉代表,同时更是我国自由民主运动的主要倡导人。无论怎样,“为者常成,行者常至”,“自古成功在尝试”,尽管有人批判他甚至攻讦他,却无碍于他本身固有的光辉。中国士大夫一向是讲气节的,但近年也有其不可讳言的弱点。有些是说了不做,有些是想了不说,到了乱世,就以明哲保身独善其身为了事。所以,朝有“心非”而无侃侃之廷争,野有冷观而无堂堂之论,以至大陆沉沦,国难严重有如今日。本来,我国的民主运动,滥觞于儒家的民本思想,近代经康梁的尝试,至孙中山先生而得到初步的形式的成功;至胡适之先生领导的新文化运动,而得到初步的实质的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共产主义与集权思想的乘机窜起,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虽然不乏“为者”“行者”依然在坚苦奋斗,可惜势弱力孤,甚至许多原来的“为者”“行者”踟蹰不前,无可奈何地转向学术的研究;或对现实屈服,以求苟延残喘。目前大陆的学人之遭难正是一例。而在自由中国这一边,正由于胡适之先生的存在,正由于他以其本身的学术思想,文章道德,屹然砥柱中流,树立风范,年来在大陆外二三千万中国人心中,他俨然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象征。
说起来,胡适之先生又一向是蒋先生的一个诤友。过去,所有举世英杰,满朝文武,在蒋先生面前,都只知唯唯诺诺,足恭听训,而无人敢作折槛之争。只有适之先生一介书生,以超然的姿态相机进言,而往往言必有中。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未尝不可听谏纳言,但必须进言的人有诚意有勇气才是。要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乃千古不灭之理。昔陆贽对唐德宗问当今切务一疏,他指出:“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举例云:“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聘辩给,炫聪明,厉威严,姿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惧,此三者,臣下之弊也,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理不通,使是乱多理少,从古已然”。试想,近年中国政治上之乱多理少,大陆之失去,民主宪政之迟迟实现,还不是大家有此九弊敷敷衍衍,阴错阳差之故!
如众所知,前年蒋先生七十华诞,适之先生写过一篇短文,劝蒋先生试试古代哲人所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这些话说得相当婉转,在当时“婉辞祝庆,虚怀纳言”的蒋先生听来,倒也不以为忤,谁知却引起了官报一场恶声。其实,根据大陆失败的教训,凡佞幸之流都禁不起考验的,而一二读书种子,总算疾风劲草,不为失耿耿孤忠。三四年前,适之先生返台湾时曾公开说过:“我在道义上绝对支持蒋先生,这是我在几年以前所说的话,那时有人叫我领导第三势力。”又说:“我对蒋先生绝对支持,当时那些话也许不值一文钱,现在也许不值两文钱,但,日子久了,人们会想到胡适曾说过那些话,我的态度,始终如此。”当蒋的部属张治中、卫立煌在北平,认贼作父,卖友求荣的时候,博学贤能如胡适之,却能交情如故,谁说一定人心不古?而上一次,正当台湾闹出版法的时候,他在台北又仗义执言,希望行政院撤正这修正案,否则希望立法院拒绝它,虽这主张并未实现,但舆论为之喝彩,影响仍是不在其小的。凡这种种,都不失为自由主义者的理性精神。一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清谈误国,或逃避政法责任,对政府的批评而寄与善意,对别人合作而不肯屈从,所以有时对政府表示支持,有时又要抬杠子,而抬杠子正是为了一片良心理性之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呢。
现在,听说胡先生回台主要的任务,在中研院外且拟致力于著述,这当然也是好事。台北联合报黑白集这样写着:“著书须有闲,而胡先生是忙人,国家社会以至许多个人对他要求的太多。但哥德晚年重写浮士德,以精力不足,每天只能写手掌大的一片字,因持之以恒,终于完成巨著。愿以此例,迎胡博士,勉胡博士。”这些话自然也对的,可是,大家对于胡先生的期望,并非尽于此矣乃属实情。总之,我们企求胡先生不可太过的绝口不谈国事。
做人是要带些傻劲的。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被长沮桀溺之流视为其愚不可及,却不知道这样凭一团傻劲努力犯难,正显证人格之伟大人性之庄严。这年头,环顾宇内,明哲保身的贤人太多,而明道正谊的“愚人”太少。而今,倘连胡先生都认为“多说话是不聪明的”,岂非将使我们大为失望?我们认为,凡是以自己的良心理性,通过时代的具体问题,以呼唤时代的良心理性的时论文章,即属圣贤志业之所存,亦为国家命运之所系。假定人人钉死良心理性,如仗马寒禁沉默不响,那么“哀莫大于心死”,又怎能向历史交代?
适之先生,你别忘了你做人的责任,你一身系天下之清望,即欲“辞职”“卸责”也不可得,虽说你年老体弱多病,但也不容林泉退休。人生苦短,历史无情,我们求当世同道的谅解易,求后进子孙的谅解难,一个人的傻劲不可不有,凡可说的话可做的事,就不能不说,不能不做。孟子所谓“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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