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４年：台湾大陆政策的关键年

【台湾《联合报》１月６日文章】题：今年将成为台湾的“大陆政策关键年”（作者南方朔）
从９０年代起，日本再现大陆投资热，主要在于世界经济体系重编，欧美对日本的排挤效果所致，于是开始了日本的“再亚洲化”，快速经济成长的中国大陆遂成了它的优先选择。香港“政经风险顾问公司”总经理布罗福即指出：估计在９０年代里，中国大陆将成为亚洲经济中的最大引擎。
中国大陆在过去十年里快速成长，香港累积进入１２２０亿美元，其中４０％在广东省的制造业，近年来港资并日益升级，参与大陆铁路、高速公路、海港等之建设；台资亦颇可观，从１９８０—１９９１年为３４亿，１９９２年一年即达５５亿：而在新加坡方面，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年总计投资案仅５６０案，８．９７亿美元，但１９９２年一年却有７４２案，９．９７亿美元。这显示出，就经济面而言，１９９２年起乃是大陆投资的关键年，由于持续的全球性衰退以及经济体系的重编，将资金打进了大陆。
而这种投资现象对美国而言，则蜕变为明显的“新中国政策”。从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年，美国至大陆的直接投资总额为４７亿美元，但１９９２年一年即达２１亿，１９９３年估计为６２亿，几乎占１９９３年美资进入亚洲地区１３０亿美元的一半。也正因此，遂促成了１９９３年８月间原有美国的“中国政策”之改变……原有的“后天安门症候群”下的“中国政策”被放弃，民主党智库约翰·霍普金斯研究所草拟的“新介入政策”被采行。根据美国驻北京大使芮效俭稍早前的透露，这种“新介入政策”有可能以克林顿总统的访问北京为其终极，原来的“新冷战”一变而为“新和解”。１９９３年是“美国的中国政策关键年”。
因此，面对这种世界经济体系重编，而亚洲以其自大的贸易能量（占美国对外贸易的３５％，而亚洲区内贸易快速成长，以１９９１年而言，其数量达３６２０亿，超过亚洲对北美贸易的３４７０亿），而中国大陆进口逐年增加的此刻，中国大陆在这个经济重编过程中占有枢纽地位，自属难以否认的事实。
因此，从１９９４年起，可以预估到的将是：
——对日本而言，它必将继稍早前驻广州的总领事馆召开“华南经济圈讨论会”所申述的“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依靠香港，第二次工业革命靠日本”观点而介入大陆经济之开发，以遂行其多年来一贯的建立亚洲分工体系与整合之初衷。
对美国而言，则１９９３年７月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所拟之各项建议案，包括放宽对中国大陆之经济限制，促进美中交流等措施均将陆续展开，它无疑将以大陆的进入关贸总协定为重点，而大陆则以关税、货币、市场等的改革为其施政要点。
面对大陆经济情势的此种改变，很显然的，近年来台湾时常讨论的“西进”、“南进”、“寓南进于西进之中”等各项政策选项，也就到了必须澄清，并据以评估与新加坡合作开发海南岛等构想的时候了。
首先就“南进”而言，由于“东盟”集团意识浓厚，１９９４年起并将以１０—１５年为期，形成“东盟自由贸易区”，加以“东盟”国家无论政经文化均与台湾有较大的隔阂，因此尽管台资一度大量进入，但铩羽者比比皆是。即以党营及国营企业赴越南投资１２亿美元以上为例，其前景即未必乐观，而一度被官方鼓吹的苏比克湾开发、巴坦岛开发等计划也都未必乐观。因此，以往的“南进”显属过度高估的策略。
因此，“寓西进于南进”的计划，终究莫若台湾自行推展明确有效的“西进”政策。当大陆已不再是以前的大陆，台湾也就不能再是以前的台湾。明确有效的“西进”，一则是在经济重编过程中占据位置，另方面也是借着“介入”而参与大陆各类事务以达到我们所欲之期望。因此，当经济部长建议“两岸定点直航”，而政府也着手起草以西部走廊为主，与大陆华南建立经济联络体的策略方案，遂成了值得注意的发展。日美的新“中国政策”业已开始，台湾的新大陆政策当然也就不能继续稽延了。或许１９９４年即将成为台湾的“大陆政策关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