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亲历记（六）

几天以后，葛罗米柯给我打来电话：“我想告诉您：在对外政策计划局发现了一名外国间谍，他在搜查时服毒自杀了。”我对外长回答道：“好在您告诉了我这件事。要知道，事情发生了一个多星期，可我作为这个局的局长还不知道这件事。所有的事都背着我。我完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外长相当不客气地说：“我现在不是在告诉你这件事吗！”我反驳说：“很遗憾，有点晚了。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到此结束了。”葛罗米柯问道：“您觉得会这样？”我回答：“是的！”外长不安地问：“安德罗波夫会同意吗？”我回答道：“希望能同意。”葛罗米柯催促我说：“请想办法试试能不能成。”
回到办公室，我就给克格勃副主席打了个电话。他证实他是受安德罗波夫早先的委托才那样说的。我问：“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请给我寄来一份文件，最好有您的签名，证明外交部领导已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又去找外长，并告诉他：安德罗波夫同意了，只要求领导开会讨论一下奥戈罗德尼克的问题。我准备给克格勃寄去开过会的证明。
葛罗米柯立即把副外长们召集起来了，向他们通报了所发生的事情，而我签署了相应的文件。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当然，葛罗米柯不喜欢他的副外长同安德罗波夫有直接的联系，不管是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主席的时候，还是在中央工作的时候，或是担任总书记的时候。我想把这一切都忘记，但怎么也忘不了葛罗米柯在安德罗波夫逝世前几天同我说的话。
他好像无意地问我：“您是否知道安德罗波夫什么时候出院？”我没吭声，因为我同他一样都知道安德罗波夫快不行了。
葛罗米柯以看不起人的口气说道：“唉，你这个做计划的人呀！”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在这种时候，怎能这样谈论一个即将去世的人呢？安德罗波夫的自言自语
安德罗波夫喜欢星期六上午见我，他在这段时间有机会同我单独谈话。
他同我谈话时，经常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他喜欢自言自语，每当这种时候，他好像在道歉似地说道，这都是突然出现的想法。下面就是他的一个想法：１５—２０年以后，我们才能像西方现在那样，有更多的言论和行为自由，社会生活和艺术生活更加多样化，那时候人民生活水平将大大提高。
他说：“而现在，甚至难以想象国内居民的情绪。人民生活水平极低，文化水平也是如此，学校的工作极差，文学……这叫什么文学？为什么是克格勃，而不是文化部做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呢？”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