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刊文章：亚洲模式与西方民主

【俄罗斯《新时代》周刊第３９期文章】题：要是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孔夫子，可能就用不着去寻找自己的“特殊道路”了（作者亚·丘多杰耶夫）
３４年前，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和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参观美国展览会时争论起来。尼克松说，西方的自由主义做法给美国人带来了繁荣和选择的自由。赫鲁晓夫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苏联人民是幸福的，国家使他们拥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情绪激昂，大声说：“７年以后，我们会超过你们。”喊声震动了整个展厅。亚洲模式
美国人一直认为，民主是经济繁荣的首要条件。但是，对美国和文明西方来说，他们的民主往往不能为别的世界所接受。有时甚至认为，选择自由和其他典型的西方自由会妨碍经济发展：印度在英·甘地和拉·甘地的民主领导下就停滞不前。然而台湾和南朝鲜近年来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即将加入“亚洲虎”精英俱乐部的马来西亚除了限制政治自由，还禁止在国内使用卫星电视转播；这个俱乐部的固定成员新加坡现在还对西方音乐和电影进行检查。而菲律宾（这个国家的宪法与美国宪法是一个模式）的战后经验在许多亚洲政治家看来是“疯狂的美国式民主”的例证。用强硬手段管理过自己的繁荣国家的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一次讲话中说：“我认为，国家的发展更需要纪律，而不是民主。”当时，他认为民主指的就是西方的自由化，因为在东南亚，李光耀被认为是“一个大民主主义者”。不管怎样，这位当代“亚洲民主模式”的创始人的话还是不能使菲律宾人信服，他们的国家会在不太自由的制度下生活得好一些。菲律宾人在选择道路的问题上，在东南亚明显处于少数。来自加拿大的一位经济学家对近１００个国家１９６０—１９８５年的经济成果作了比较并得出结论，认为民主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比非民主国家或者集权制国家略逊一筹。这种结论证实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即在最近的将来，集权制国家，特别是那些向公民提供“经济方面的权利和自由”，例如有保障地保护私有制的国家，可能取得不坏的成果。通过发展走向民主学者们所作的结论表明，民主本身并不总是能导致发展。但是这些结论同样令人信服地说明，经济对民主有影响。１８世纪时英明的英国哲人就看出了这一规律。２００年过去了，世界上多数国家仍然遵循这个规律。特别是孔夫子所在的亚洲更是这样。随着少数居民富起来，其他居民开始要求自己也要生活得好一些，而只有民主自由和民主权利才能提供这种可能性。增加了的收入起初用来购买必需品和用于投资，然后用于接受高等教育。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居民希望得到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这样就推动了民主化。
实行强有力权威制度的韩国和台湾就是最好的例子，国家权力机关３０多年来不断确定目标并向工业界和全社会提出任务。到８０年代中期韩国已经建立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实行了对付工会的残酷法律，工会积极分子甚至受到迫害。现在的总统金泳三是１９９２年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他上任后释放了成千上万名政治犯，并在韩国上层政治社会的营垒里发动了反对营私舞弊的激烈运动。但是，“亚洲模式”也有薄弱环节。就像民主和法制会带来成功一样，“亚洲模式”也可能随着困难时期的到来一下子落空。假如目前许多亚洲“虎”发展所特有的国民总产值平均８％的增长额消耗殆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西方政府更迭是普普通通的事，而在东亚，印度尼西亚人却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苏哈托离任的那一天。就是按西方标准可谓民主国家的日本，也将要经历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到其他某个政党的权力过渡。孔夫子的召唤
我在香港的一家饭店住过一个星期。一天，我和饭店经理谈到了英国在东南亚最后一块殖民地的命运。我问：“１９９７年即将临近，香港就要回归中国大陆，您不害怕吗？”他回答说：“不害怕，因为这里会更有秩序，街道会更干净。如果您认为纽约或者洛杉矶是民主的楷模，那我就不希望有那种民主……，
“亚洲模式”的定义太广泛了。严格地说，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即其艺术、哲学、治国才略）的轨道上运行的国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众所周知，这种宝贵的体系就是孔子思想。当然其他学说，比如更自由的哲学流派“老子”也为这种体系作了贡献。其实质是，注重交往准则：敬重老年人，有公民责任感，而主要一点是尊重和恭敬帝王，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执政党。儒家文化有一些强有力的方面，但是在本世纪它也变得现代化了，从西方传统中接受了综合性大学、工艺、行政管理、财政信贷制度以及管理财产和土地的概念，它接受了西方自由思想一切有益的产物。东亚在哲学和国家管理方面信守自己的传统公式——“依靠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