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人士话东欧多少苦涩在心头

【美国《华尔街日报》１０月２２日文章】题：帮助推翻共产主义的人们面临着高物价和失业（记者罗杰·瑟罗发自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演员凯林·耐梅斯把他的自杀遗书藏在一位朋友的公文包内，这样一来，罗马尼亚警方便不会在报界之前先得到它。看现实深感绝望
４年前的冬季，在罗马尼亚中部地区特兰西瓦尼亚，耐梅斯先生──一位留长发、作风粗野的演员──跑到布满砾石的克鲁日市的一个中世纪广场上，像疯子一样扯掉自己的衬衫，向着一大群忠于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士兵喊道：“来吧，杀了我。”指挥官举枪射击，两发子弹击中这个裸露的目标。随着耐梅斯倒在卵石铺成的街道上，觉悟了的人群扑向士兵。
耐梅斯先生幸存下来了。但是，３年半以来，人们所预想的民主和自由市场乌托邦没有实现；现实情况是失业、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刑事犯罪。种族主义遍及全国。耐梅斯绝望地感到，这不是他为之挨了两枪的那种罗马尼亚。击伤他的那名上尉现在是一名少校。于是他在今年夏季自杀了，年仅３２岁。
耐梅斯先生小心翼翼地留下的、在布加勒斯特一家报纸上发表的遗书是１９８９年革命的一出收场戏。在１９８９年的革命中，普通东德人、捷克人、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蜂拥而起，扯下铁幕，摧毁了苏联阵营，埋葬了冷战。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万圣节和圣诞节之间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行为改变了世界的航向。但是，他们现在的境况如何呢？新生活无法忍受
今天，１９８９年的普通英雄们中许多人成了受害者。昔日革命的突击手现在是经济“休克疗法”的牺牲品。
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反抗使他们获得了自由，可以出国旅游，观看卫星电视，并一年四季吃到香蕉。但是，这也使他们参与了资本主义的适者生存的竞争。虽然少数人成为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但是绝大多数人发现，他们十分不适应自己所建立的新世界。从布加勒斯特到柏林，他们的幻想破灭，绝望情绪像秋天的烟雾一样凝重，使欧洲陷入当前的动荡局面。
西尔维乌·布鲁坎是罗马尼亚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些东欧国家政府的顾问。他说：“在这些国家的革命中蒙受巨大损失的是普通工人。突然间，他们变成了东欧共产党灭亡后的社会中地位低下的人。”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９日，我感到整个莱比锡都站起来了。”德国女士罗斯玛丽·伏南伯格说。她闭上眼睛，回忆那天晚上她是多么紧张地离开一座路德教堂，去加入７万名市民的行列，穿过这座德国东部城市进行抗议游行。在路经保安警察大楼时，他们尖叫并吹口哨，在途经当地共产党总部时，他们挥动拳头。他们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和给予人民旅行自由。４周后，柏林墙倒塌。
９月份，伏南伯格夫人再次上街游行，这回是在德累斯顿参加一次集会，抗议德国政府宣布减少失业救济金等社会开支。在东德从世界地图上消失后没过几周，她的工作也消失了，因为她所在的肉类加工厂在统一后的德国经不起竞争而倒闭。在莱比锡游行时，她拿着一支蜡烛；在德累斯顿，她挥舞着一面大旗，谴责资本主义的严酷无情。
她悲叹道：“失业后很长时间以来，我甚至无法去听音乐会，听我儿子演奏大提琴。我们进行了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但是，我们正在付出高昂的代价。”受害者抚今追昔
莱比锡自诩为英雄城市，因为它是终于使最正统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垮台的示威活动的发祥地。而今天，４０％以上的市民在失去共产党时代的工作后靠失业救济金生活。
伏南伯格夫人身材瘦小，戴着眼镜，现年５７岁。她说：“我们没有料到事情会是这样。革命后，我们想，现在真的能干些事情了，可是事实却是，没人需要我们。”
虽然伏南伯格夫人最终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工资由政府的“创造工作计划”支付，但这是一份十分有讽刺意味的工作，她为失业者提供咨询。一天又一天，她以同情的心情望着眼圈发黑、神情沮丧的面孔，倾听着没有实现的诺言，目睹着国内重新抬头的右翼狂热情绪。
她说：“我们正在德国修建新的墙。有工作的人们和失业的人们不互相交谈。他们互相不理解。友谊、家庭因此而遭到破坏。”
捷克人彼得·米勒回过头去，仿佛仍能看见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４日ｌ万名同厂工人那天跟随他走出布拉格一家重型机器工厂的情景。他们游行了７英里，路过了一座座工厂，每走一步都获得新的追随者，直到他们抵达文切斯拉斯广场。他们狂热呐喊：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已经放弃了这个“工人乐园”。
３个星期后，随着革命者们设法建立一个新政府，这位倔强的工厂领班被任命为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长。在此后的３年里，他工作加班加点，在凌晨４点就召开会议，试图用一个富于弹性的社会服务网络来减轻经济改革的痛苦。但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改革速度问题上的分歧使这个国家分裂。米勒──其父是捷克人，其母是斯洛伐克人──失去了国家也失去了工作。今天，这位５３岁的从前的锻工又在组织一次工人起义，反对由技术官僚组成的捷克共和国政府。他说，这个政府在其实现资本主义的运动中前进得太快，忽视了减轻落伍者痛苦的措施。到头来春梦一场
米勒笔直地坐在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办公室里；这里离文切斯拉斯广场有几条街的距离。他说：“４年前，我们的动机是要改变某种不起作用的东西。今天，我十分愤恨地认识到，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经济制度，却失去了某种价值要大得多的东西。”
虽然捷克政府迄今为止成功地把失业率降低到最低限度，并且形成了一个富裕企业家阶级。但是米勒说，它丧失了革命的理想。
因此，他如今在从前的同事们看来与其说是英雄，不如说是反派角色。每当他回到原来工作的工厂，为私立的就业和社会政策研究所搜集研究资料，他都听到许多不满意见：担心失业、抱怨物价上涨。他轻蔑地说：“迄今为止，这场革命只是为占人口１０％的人们搞的。”
在年仅２２岁就牺牲了的维克托斯蒂凡诺夫的墓前，其父亲点燃一支蜡烛，母亲插上鲜花。两人都在哭泣。父亲对儿子的理想主义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现在也许有了自由，但是我们没有东西吃。”
他怎样回答耐梅斯和自己的儿子呢？他为什么不行使自由权利，要求社会公正，选举一个新政府呢？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拭去眼泪后说：“空着肚子搞民主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