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踞亚洲的“龙”与“象”（下）

“机遇”一词在理解中国人怎样利用资金方面至为重要。已在中国投资５２００万美元的香港（渡运）控股公司总裁兼首席业务负责人彼得·王说：“中国１９８９年以后的政策的确表明，它对经济改革态度是认真的。中国的做法是：上升一些，作出一些调整；然后再上升。”
中国一变就是巨变，它创造了使公司得以生存和盈利的气氛。
中国在开放的过程中，首先是抓基础设施。中国几乎所有的经济特区都在沿海省份，它们都拥有大港口或者使用大港口的权利。各省现在自己修建高速公路和桥梁，它们不仅采用合资方式，而且实行承包合同方式。中国的优势
深圳等经济中心所释放出来的经济能量促使领导人扩大繁荣区域。除政策因素外，中国对印度还占有明显优势。香港是一个重要优势。这个英国殖民地是工商业和金融活动的源泉。正是通过香港，海外华人在改革吸引下向国内输送资金。印度血统的香港工业家哈里莱拉说：“中国大陆差不多８５％的投资来自海外华人。他们不像一些西方人那样感到忧虑。”５０００万侨胞中的许多人提供了推动中国经济前进的“燃料”。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管理咨询公司联合生产率系统公司总裁巴布·萨缪尔说，印度可以利用类似的“燃料”，但不合理的企业出境政策和令人无法接受的８５％的高进口关税正在破坏印度获得外资的机会。他说：“即使改变企业出境政策规范，并且降低关税，印度也不可能看到目前闲置着的外资如浪潮般涌入印度。”大多数生活在国外的印度侨民是专业人员，而大多数华侨是商人和工商业者。改革与代价
中国跟印度一样，不断修改经济政策，以便对经济体制进行微调。
说比做容易。这两个国家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更多地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和行政管理上的压力。
与经济自由化不同的经济改革正使中国付出代价。中国的大多数国有单位忍受煎熬，同时允许并鼓励建立效率较高的私营企业，从而迫使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中国去年允许３５０多家公司破产，其中包括１００个公共部门企业。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农业改革改变了中国依靠土地生活的８亿人民当中许多人的命运。但是，投入价格不断上涨和谷物价格的停滞使农民陷入困境。地方当局给农民打白条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结果许多有工作能力的人纷纷前往沿海地区寻求较好的生活。这可能会给国家造成问题。
在印度，这种变革并非如此痛苦，因为农业始终由私人经营，而且存在一个强大的私营部门，尽管存在申请许可证方面的繁文缛节。
在中国，各省进行改革雷厉风行。最近刚从中国回来的印中联合商务理事会主席──辛格尼亚说，一些进步的劳工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印度也应当允许有类似的灵活性。如果不许我减肥，我怎会有竞争力呢？”
这并不是说中国废除了它的官僚机构，而是说中国的政府机构已成为改革的积极促进因素。中国力保领先地位
对中国人来说，钱是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已采取行动为扩大经济福利而降低意识形态上的色彩。它在出口硫酸盐问题上作出了让步，并同像台湾这样的宿敌媾和。
通用电气公司阿尔斯索姆分公司董事长道格拉斯·加德说：“我们对保护自己的技术是十分谨慎的。印度在国际法方面比中国经验多得多。但是，中国正在热情地说服西方政府支持它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因此中国对修改专利法可能比较容易响应。”
中国人说：“我们欢迎来自各个方面的生意，我们定要全力确保这方面的成功。”
这种态度在印度仍然看不到；在投资竞赛中中国目前显然领先。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说：“虽然印度有潜力，但是使它的政策稳定下来并开始实施要花一些时间。”中国正在尽全力保持其领先地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