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社会扭曲的人

【美国《洛杉矶时报杂志》周刊１０月３日一期文章】题：精神崩溃了（作者玛丽·布莱克利）
最近，我应邀在一次商务会议上谈谈“精神紧张”问题。会议小册子上声称，我们三个专家将就怎样控制紧张和抑郁提出建议，这使我深感不安，因为我坚信，我们不应鼓励人们去适应现代生活的那种疯狂。而谈到疯狂就意味着提出关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及整个社会的严重问题。
精神紧张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如果有哪个成年人说他在这方面没有多少体验就会被认为不像美国人。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１２年前将这种心理上的紊乱称为“政治病”，因为患这种病的人都缺乏必不可少的“抑制装置”，以使他们免于“被真实生活中的不可信因素击垮”。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报道数量空前的无家可归者、两位数的失业率、军队里的性骚扰和同性恋问题、我们的沙漠和海洋被有毒的废料所污染、美国青少年在１８岁前从电视上看到的暴力镜头平均达２０万次，等等。对于那些因这些事实而沮丧透顶的人来说，“出些主意”是无济于事的。
１０年来，为了治疗蔓延全国的抑郁症，我们尝试了各种能想得出的办法。据《纽约时报》报道，截至１９９２年６月，美国人参加的治疗课达１亿次左右，不算吃药，共花费约８１亿美元。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以其它方式调剂情绪的人。
精神病学家詹姆斯·希尔曼和作家迈克尔·文图拉强调，许多人的忧郁有其社会根源。
我们美国人向来以其个人主义传统而自豪，通常自认为并不是恭顺服贴的。但是维也纳精神病学家维克托·弗兰克尔在评价美国文化时说，美国人一直在“奉命保持轻松愉快”。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没有理由的轻松愉快感到困惑。
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政治上最压抑的不是作恶者、营救者或我们的社会秩序的受害者，而是旁观者，这种人无权制订政策，却只能成为它的臣民。旁观者的文化作用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决定着文化现象中什么是“正常的”。在我们这个国家，现实早已四分五裂，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到底谁是对的呢？要么是有人发了疯，要么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实的世界”。
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协会日益意识到，政治结构应对今天许多人的病况负直接责任。行动主义疗法最艰巨的任务将是使旁观者重新获得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的权利。当然，以这种方法治疗我们由政治引起的抑郁症必将面临许多不愉快的事。如果我们说出早已被人们认可为正常现象的真象，可能马上会被冠以各种难听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