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日民间合作秘话

【《日本经济新闻》１０月１３日文章】题：贸易与医学合作的民间交流秘话（作者日本脏器制药公司总经理小西甚右卫门）荣获“中国卫生奖”
今年秋天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由于我长期以来协助中国的卫生事业，因而获得了卫生部的“中国卫生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授奖式上，我一方面深为感激，同时也在思考为什么同中国有着如此深厚的关系。我突然想到这可能是由于两位先生的遗言所致。
留下遗言之人姓名的头一个字大写字母是Ｌ和Ｔ。Ｌ是廖承志先生，Ｔ是高碕达之助先生。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鉴于万隆亚非会议期间，高碕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日中间按照实质性的内容以近似于政府间协定的备忘录方式开展了贸易。把这两名负责人姓的头一个字母合在一起，即一般人称为的“ＬＴ贸易”。这已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１９６４年２月下旬，意识到死神将要降临的高碕先生把作首席秘书的我召到病榻前。
“我同廖承志先生有过约定，那就是在日本设立中国的代表办事处。对于国际上的约定不能改变，即便是非正式的。唯有这件事拜托你了”。
高碕先生不几天便离开了人世。
我继承高碕先生的遗志，同松村谦三先生商谈着手设立办事处一事，但很快碰了“壁”。我四处奔走，寻找提供设办事处的大楼。每到一处，对方都回答说“当然可以租借”，但继而又说“你是否也搬进去？”“实际上……”，结果没有一处愿意提供方便。三个办事处同设一处
这在今天看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当时，日本人只要听到“中共”两字马上会作出变态的反应。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以孙平化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来到日本。因没有自己的落脚处，暂时住进了东京赤坂的新日本饭店。
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全国贩卖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石井英之助身上。石井先生开始也显出紧张的样子。但是，因具有侠义心肠而知名的石井先生最后告诉我说“要是太难办的话，我可以租借”。不过他又说“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能转借给没有邦交关系的中国人。只能租借给你”。我欣喜地应允了。并且兴致勃勃地到了新日本饭店孙平化的住处。但是，孙平化先生听了之后勃然大怒。
我一再挽留孙平化先生，再给两天的时间。我又去求助于石井先生。结果，石井再次作了让步，并直接同孙平化订了契约。我也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作为保证约定的条件。这就是以孙平化为代表的中国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廖承志办事处）、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高
碕事务所）以及我的小西事务所等３个事务所长期并设在东京纪尾井町农业研究所大楼２层的经过。不适应“文革”的空气
尽管确保了办事处，但是“中国方面的人”不能通电话。这次请求电信电话公司帮忙，回答是只要用你的名义即可。车辆情况也同样。在进行内部装修时，我和秘书整整１０天是带着寝具在事务所度过的，以防万一。这种事在当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张扬出去的，因为说不定会遭到反对和麻烦。
我的名字被列入了警察的黑名单。曾担任佐藤首相警卫的人，也负责对我的警卫，他后来告白说“多年来一直对您进行了监视”。因此我一步一步地处在了想摆脱中国也摆脱不了的立场。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我作为ＬＴ贸易谈判团的一员访问了中国。恰值“文革”开始了。那时的日中交流，除了“你好”就是“万岁”，或者是双方除了鼓掌，还是鼓掌。我怎么也适应不了这种气氛。我对“文革”存有许多疑问。在一次会见廖承志时，坦率地说出了我的心情。实际邦交在３０年前
后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结果我有１２年没有访问过中国。
“文革”结束，廖承志恢复了工作。不久，我于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应中国卫生部的邀请访华。我来到了被指定的北京饭店的房间。廖承志说“我在美国做了心脏手术，刚刚回国。中国基础医学的道路尚很遥远。希望你能在日中这方面的合作上做些工作”。我顿时语塞，只好回答说“我力量微薄，很难胜任。我愿意向日本的厚生大臣转达这一意思”。面对“医学的ＬＴ”这一难题，我再一次陷入无法回避的处境。
结果，我以免疫和血液的基础医学为中心，在血液制剂的领域协助了中国的卫生事业，直到今天。这期间，发行了作为日中之间唯一的医学交流杂志《素志兰》，并且在上海设立了血液免疫学研究所。杂志和研究所的名称均是由病床上的廖承志题词的。题词后不久，廖承志不幸去世。对我来说，成为第二个遗言。
去年日中邦交正常化２０周年，今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１５周年。
随着国家间的交流频繁开展，尽管当时全部身心投入日中交流事业，但是这段民间交流的记忆却逐渐淡漠。９月中旬，我向江泽民主席说：“实际的邦交是在３０年前签署ＬＴ贸易协定时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