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驳论（上）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９月１９日文章】题：儒家和伊斯兰教能威胁西方国家吗？副题：反驳亨廷顿教授“文化冲突”论（作者贞德拉）原编者按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最近发表一篇论文（注：本报８月２０—２６日连载），论及在未来国际竞争中，文化冲突将取代政治和经济冲突，而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对西方最具威胁性。贞德拉针对其论点，逐一加以反驳。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最近的一篇论文《文化冲突？》成为西方传媒注目的焦点，理由很简单，这篇论文纯粹是为了美国和西方对外政策的利益而写的。
亨廷顿虽然不像写《历史之末》的作者弗朗西丝·福山一样对西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必然胜利抱有过度的信心，但他的主题却是：“文化冲突将支配全球政治。文化之间的断层，将是未来的战线。”
他提出的６个理由是：文化之间有基本的差异、文化特性较不易妥协、不同文化人民之间消极的相互影响在增长、现代化加深宗教的原教旨主义、非西方国家的精英分子越来越多是土生土长者、经济区域主义通过文化和宗教变得更加强大。
亨廷顿为了加强他的论调，断言“在过去数个世纪，文化的差异曾触发最长久和最暴力的冲突”，不过，他没有提出证据证明此论调。文化冲突的主要导因
文化、宗教或其他文化差异虽是冲突的导因之一，其他如领土、资源、财富、权力和地位、个人和团体利益等，却是冲突的主因。
事实上，宗教、文化和其他亨廷顿认为有“文化认同”的因素，有时被利用来掩饰追求财富或权力的真面目，而这才是许多冲突的真正根源。亨廷顿一味强调文化的过失，而忽略了许多影响冲突的复杂原因。
波黑战争的例子，就显示出亨廷顿浅薄的分析力。波黑内战，并非如他所说的，是基督教徒的塞尔维亚族、天主教徒的克罗地亚族和伊斯兰教徒的波斯尼亚人之间的一场纯粹宗教战争。不公平的权力结构，如塞族支配政治和武装部队，经济、工业和科技等领域则由克族和波斯尼亚人负责的权力分配，在自认为二等公民的非塞族之间制造了仇恨和对立；加上塞族沙文主义在８０年代更加显著，及共和国脱离南斯拉夫闹独立的问题，导致局势恶化。亨廷顿把波黑战争归为宗教战，存心歪曲事实。
更严重的是，亨廷顿过分突出文化冲突论，而忽略了文化之间创造性和建设性的相互影响。他所提到的几乎每一种文化，都曾与其他文化融会贯通。例如伊斯兰教与西方经过数世纪的交流后，在中世纪的欧洲为数学、科学、医药和农工业等奠下了基础。
文化包含许多相同的价值和观念，从哲学上看，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锡克教和道教等，都对人类与环境、社会、家庭的重要性、精神引导的意义及生活的目标与意义等，具有某些共同观点。文化不仅可以分享价值观念，不同的文化也可锻炼出共同的利益和抱负。亨廷顿却不认为如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