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谋２１世纪（八）

两次大战证明民族国家胜利
在现代官僚体系的组织之下，由已开发国家所进行的两次２０世纪“全面战争”，似乎已证明民族国家的全盘胜利。民主开放的政府在战时也坚持征兵，要求人民完全效忠国家，与敌人打交道即为叛国，并冻结战前一切贸易。工业与投资受管制，货币交易，甚至罢工也受限制，以便于征用人民的生产力。护照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用以证明某人的国籍，同时政府也有权撤销。
在冷战期间，固然很容易使人认同国家所遭受的武力威胁，而且觉得国家仍是国际事务的主体。现在即使重大的军事对立已除，但国家安全专家与五角大楼官员，仍可找出千百种对世界稳定的潜在威胁，以及必须维持庞大军力的理由。比方，前苏联各共和国仍持有大量核子弹头，以阿关系可能再度破裂。
冷战结束后，许多学者专家主张，经济对立、科技竞赛和各种商战正逐渐取代军事对立与武器竞赛。不过基本的国家观念依旧不变：国家仍是一切的中心，不断的追求超越他国。即使战争的可能性已大减，一种新重商主义的世界秩序依旧存在。国际金融革命挑战国家主权
国际生产分工的新趋势，也可能威胁到民族国家的安全。在全球一家的市场观念里，产品生产的地点并不重要，但谨守传统国家安全观念的国防计划人员不作此想。他们以为，一国维持本身的电子与电脑工业，保存航海、航空、太空实力，并具备自行设计军用与非军用软体的能力，难道不重要吗？经济发展出现不利趋势，也可能间接影响一国的国力。
国际金融革命更对国家主权形成挑战，使各国政府难以完全控制其货币与财政政策。金融开放固然有助繁荣，但国际金融体系一旦不稳，便难以阻控大规模的资金流动。目前，国际货币的交易量远远超过许多国家的国民生产毛额，因此个别政府或财政部能插手国际金融体系的力量，比起２５年前要弱得多。有时所谓的主权国家，居然会为了顾虑市场，而不敢采行财政措施。
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当前的变局中究竟能发挥多少力量，是个很大的问题。它不仅逐渐丧失控制力与不可侵犯的地位，而且似乎根本不适于处理眼前的新情势，有些问题让国家来解决显得大而无当，有些问题国家却力有未逮。因而有要求向上与向下作“权力重新分配”的压力，以便建立更能因应今后世界情势的架构。
这种权力的重新分配十分引人侧目，不仅跨国企业、金融机构和全球通讯系统将成其中主角，国际机构与各种协定的重要性也会增加。既然今后的挑战是全球性的，那就只有借重跨国组织以及设立各国都能接纳的政策。（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