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谋２１世纪（二）

政治领袖极不愿意正视这个事实，然而人类社会迈入２１世纪所面临的最大考验，即在于如何运用“科技力量”以满足“人口力量”所带来的需求；也就是如何寻求有效的全球解决之道，以使３／４较贫穷的人类，能够摆脱营养不良、饥饿、资源枯竭、动荡不安、被迫离乡背井以及武装冲突的悲惨命运。
这是个严肃的课题，因为人口压力与技术资源分属不同地区。１８世纪末人口膨胀与技术膨胀同时发生在英国，相互激荡产生了正面的效果：人口增加使粮食需求增加并鼓励农业投资；工业化增加全国财富，更多财富又鼓励更多的消费。每当某一方面出现挑战，另一股力量总有办法加以应对。然而今日世界却没有这种地理上的重叠。新技术出现反害贫穷国家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压力正耗尽农业资源，例如非洲草原过度的放牧、亚马孙河雨林的滥伐、及印度至哈萨克一带土地的盐化，可是这些地区却正是需要更多农产的地方。马尔萨斯是假设农产会不断增加，只是速度不及人口成长。若是他目睹今日非洲“地方”锐减的状况，当年的预言可能会更为悲观。
有迹象表明，若干“第一”世界的新技术不仅不能解救发展中国家过剩的人口，反而可能因为新技术的出现，而淘汰旧的经济活动，结果伤害到这些贫穷国家，就如同英国的纺织机械导致印度手工纺织工人失业一般。每当科技有新突破，就会发生如何把利益由“富者”手中转移到“贫者”手中的结构性问题。现代先进技术若危及发展中社会的经济，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就会更加艰巨。
近数十年来，日本在发明、设计、制造与金融方面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固然有些地区先天条件不足，但照理说世上大多数民族，只要有心，应该就可以应付变局。
任何社会都有抗拒改变的文化因子，人都怕改变会威胁到既有的生活方式、习惯、信仰与社会成见。这种现象不仅见于低度开发国家，先进社会也不例外。其实许多已经在走下坡的国家（或国内精英人士）在遭受外国快速成长的经济压力时，反而往往是抗拒改变最力的一群。这其中有实质的、也有心理与文化的因素。曾经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在走下坡时往往难以接受今非昔比的事实。
历史上总有赢家输家。经济变化与技术发展，就如同作战或球赛，不可能皆大欢喜。自启蒙运动以来迄今不断被歌颂的“进步”，只造福了能善用科学与新技术的团体或国家，却往往害惨了在文化、政治与技术上应变力差的群体。不同社会对新挑战之所以会有不同反应，文化与精神因素的影响至为巨大。左右一国应变能力最大的因素，即在于社会态度、宗教信仰与文化。（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