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宁刚刚去世的日子里（完）

我的两次错误
１９２５年８月份，布哈林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养。他叫我到他那去一趟。我十分高兴地去了，因为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也在那里。她也在布哈林住的那家休养所休养。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经常在这个休养所休养。我虽然在这个边疆区工作近４年之久，却很少在那里休养，不过还是经常到那去看望休养的朋友，和他们聊聊。后来在１９３０年，这所休养所又扩建成“红宝石”疗养院。虽然疗养院的名字很漂亮，但那里的一切都很简朴。。
见到布哈林我很高兴，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同志关系，彼此有好感。他总用爱称把我叫作“米高亚什卡”。我起初还不敢用爱称把他叫作“布哈尔奇克”（斯大林也是这样称呼他），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但不久我们的关系就十分亲密
——因为他平易近人、性格随和，于是我就开始这样称呼他了。
他向我详细打听了边疆区的情况，打听当时我们做了些什么工作，打听了救济的规模。他对我在干旱地区的乘机飞行非常感兴趣。他自己也想去一次。我立刻就安排了这次飞行。不错，在这之前布哈林直接同莫斯科通了话，叙述了我们的计划。斯大林断然反对。布哈林同我一起考虑了怎么办，布哈林仍然坚持这次飞行，我支持他。不要忘记，我们当时还是青年人！乘飞机当时还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我很高兴同布哈林一起乘机飞行，但是，我们也就违背了政治局的决定！因为，斯大林不仅不赞同这种飞行，还把问题提到政治局。而政治局作出了禁止中央委员乘飞机的决定，政治局附带也作出禁止布哈林和我飞行的决定。我当时非常痛心，因为利用飞机来办公事是非常节省时间的，而当时时间总是很紧迫的。
事后，我要说，如果这是我第一次违背上级党机关的决定，那末第二次也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发生在１９２６年年底。当时，所有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分散在各个工厂中学习。我是在“红色无产者”工厂。而政治局决定，应该在你工作所在的人民委员部或主管部门学习。我后悔，我没有这样做。从党章来说，政治局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它打破了同工人集体日常生活的联系。我参加了“红色无产者”工厂党员总结大会和党的其他会议，我得到的收获是在人民委员部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