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的科学家们

【法国《快报》周刊文章】题：教皇的学者们原编者按教皇有８０位学者，他们是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科学家元老院议员”。他们探讨遗传学、天文学和化学战争等问题。他们的作用是向神学家们介绍科学的发展。第一位无神论女院士
纵然你知道里塔·莱维—蒙塔尔奇尼今年已８４岁，那也是徒劳无益。当她在罗马神经生物学研究所的实验室中会见你的时候，首先使你感到惊叹不已的是她的微笑和毫无打扮的美丽面孔。你几乎会忘记她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她因发明生长激素而于１９８６年获得的最高奖赏。这也许并不是她一生中最惊喜的事。１９７４年的一天，她在接待尊敬的神父卡洛·恩里科·迪罗瓦森达来访时几乎惊呆了。当时任教皇科学院院长的哲学和神学教授迪罗瓦森达，突然向莱维—蒙塔尔奇尼宣布，她已被选为科学院院士。
莱维—蒙塔尔奇尼一再表示不能接受：“我写过一篇主张堕胎的文章。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是犹太人。”神父对她说：“这些都无关紧要。我们知道你是位品德高尚的女人。收回对你的任命是不可能的。”
这样，莱维—蒙塔尔奇尼便成了第一个参加教皇科学院的女人。今天，她对那些推荐她的人表示“感谢”，她说，这个科学院“无论是从它的科学价值，还是从讨论问题的自由来说，是一所杰出的科学院”。
今年９月，梵蒂冈在美国格雷厄姆山顶上为一座天文台举行落成典礼。这座天文台是由美国的天主教徒和一所大学共同投资兴建的，它有一架直径２米的天文望远镜。教廷在那里有一个由天体物理学教授乔治·科因领导的６人小组。总之，这是教廷观察天空、行星和其它星球的古老传统。今天，人们把１５８２年的历法改革归功于教皇格里哥利八世。教皇科学院的前身是１６０３年创办的猞猁科学院。这个名称清楚地表明：科学院要用科学揭示大自然的各种秘密。
今天，信仰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表示希望加强这一关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造天文台是一种象征。教皇想借此机会表明，教廷并不是科学研究的顽固敌人。总之，建造这座天文台表明教廷希望通过天文学加强同科学界的对话。给宗教带来科学知识
科学院有一段很长的历史。１８４７年，教廷打算创立一座新的猞猁科学院。１８７０年，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占领罗马，猞猁科学院被收归国有。然而，１９２９年签订拉特兰条约后，教皇庇护十一世希望广招学者，请他们向梵蒂冈介绍科学的新发展。因此，目前的教皇科学院便在１９３６年问世了。
值得指出的是教皇庇护十一世创办科学院的思想，他把才能和知识水平放在一切之上。有人曾对他说，有才能的人并不一定是天主教徒。他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只要是学者都可以来，他们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换句话说，教皇的学者不属于教皇，而是首先属于科学。他们正是代表科学给教廷带来知识，即使他们的知识与教廷的教义相矛盾，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求他们认真严肃。他们在梵蒂冈可以自由地畅谈他们的贡献。
１９９３年，教皇的学者是些什么人呢？按照章程，他们有８０人，是终身院士。事实上，目前被编入学院年鉴的共７８人。此外，还有３名临时出席会议的院士，他们都是信教的。
这７８位院士是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巴基斯坦的有机化学教授萨利穆扎曼·西迪基是最年长的院士，他生于１８９７年１０月。他的同胞、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阿卜杜勒·萨拉姆是位虔诚的穆斯林，他有４个妻子。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日本人福井谦一。７８位院士中有２５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院院士还有非洲人，如托马斯·里斯利·奥迪昂博，他被认为是世界上优秀的昆虫学家之一。免疫学教授迈克尔·塞拉是以色列·人。巴西的生物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卡洛斯·沙加斯主持科学院达１６年之久。
当然，大部分学者是西方人：美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等。法国的学者有８位，他们是法兰西学院和科学院的，其中最年长者是９２岁的路易·勒普兰斯—兰凯。最著名的学者是斯特凡·威廉·霍金。有关他的一部电影最近已拍制完成。尽管他残废，四肢瘫痪和失去说话能力，但他仍在剑桥大学继续进行物理学的研究。在教皇的学者中有４位女学者。莱维—蒙塔尔奇尼说：“在４位女学者中有３位是犹太人。”１９９２年，有３人被指定为教皇的学者：日本的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德国的一位５０岁的神经生理学家，以及英国的一位动物学家。
总之，对学者们不分种族和信仰。这一方面是出于平衡的考虑，使各大洲都有代表；另一方面，人们毫不犹豫地接纳无神论者。唯一的限制是，他们不能是“战斗的无神论者”。聚集各国优秀科学家
不管是否无神论者，不管是否基督教徒，这些院士每隔两年聚会一周。这间接地证明教廷在世界上的威望。这些院士没有报酬，他们来罗马住普通饭店，梵蒂冈只为他们买旅游机票。然而，他们有权享受荣誉。人们无疑体会不到他们在受到教皇接见、胸前佩戴“科学的上帝”奖章时的心情。
成为教皇科学院的“科学家议员”并不是一件小事。起初，这种议员有７０人，他们都是主教。自从议员增加到１５０人后，他们的席位也增加到８０个。“科学家议员”坐在主教和大主教的上首。他们同这些主教一样享有“阁下”的尊称。
最奇特的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自己提出申请，科学院院士是被指定的。法国科学院院士、物理教授安德烈·布朗—拉皮埃尔说：“我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法兰西学院的数学家雅克·利翁说：“我接到院长的信时以为他问我是否同意，没想到事情已定了。”如何指定？只有院长——目前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尼古拉·卡比博——是由教皇直接任命的，其余的院士都是推荐的。每位院士推荐他认为有资格进入教皇科学院的科学家，最后提出人名，并由院士们通过书信进行表决。
至今还没有出现过梵蒂冈遭到被推荐者拒绝的情况，即使这个人是蔑视宗教的
。讨论各种问题无偏见
必须指出，罗马教廷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吸引当选的院士，在梵蒂冈的花园里施与他们一个令人赞美的座位。会议常在建于１６世纪的一座小夏宫举行。会议厅当然是庄严朴素的：墙壁是白色的和光秃无饰的。院士们坐的木椅同教堂里的木椅一样，坐在上面令人不大舒服。相反，客厅却很漂亮，有仿大理石的墙壁，还有壁画。精雕细刻的大门面朝院子，院内有假山、走廊、喷泉和水声。院士们承认，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人间天堂，它还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权力。他们在这里用餐和聊天。院士们说：“虚荣心、好斗性，人的各种弱点在这里都消失了。”即使是不信教的院士们也承认这一点。利翁教授（不遵守教规的基督教徒）说：“我们讨论各种问题，没有偏见，也没有宗派思想。”数学教授安德烈·利什内罗维奇说：“我们都自我检查，因为我们都是有教养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院士们之间没有争论。科学院终身秘书保罗·热尔曼说：“我们也讨论哲学和伦理问题。我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坚决反对用科学论据为信仰进行辩护。”
法兰西学院的名誉物理教授阿纳托尔·亚伯拉罕（犹太人），用他的方式表达了对科学院的敬重。１９９１年６月，他辞去了科学院的院士。当时，他受到了猛烈攻击。教皇在波兰的一次讲话中把“做人工流产的医生比作纳粹主义的医生”。但是，他是有分寸地提出辞职的，没有惊动报界，很少有人知道此事，包括科学家们在内。他在给院长的信中表示：“悲伤”，并谈到了他当选院士给他带来的“喜悦和自豪”，他还对他参加的会议表示“无限满意”。
是些什么样的会议呢？院士们参加每两年一次的会议。此外，科学院还经常组织少数院士和应邀者参加“讨论周”、“工作会议”。在讨论的命题中有：预防核战争（１９８２年）、人工延长生命和确定死亡的精确时间（１９８５年）、农业和生活质量（１９８８年）、科学的责任（１９８８年）、热带森林和品种保护（１９９０年）等。讨论的题目有几十个，每个题目讨论结束后，人们把讨论结果编写成书出版。
法国的试管婴儿之父勒内·弗里德曼教授１９８４年被邀请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就体外人工授精问题发表了意见。他的观点同美国坚决主张对不育症进行治疗的霍华德·琼斯和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绝育的遗传学教授热罗姆·勒热纳的观点是相对立的。他说：“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我对他们表示尊敬。此外，有许多人不赞同我的观点。”尽管如此，弗里德曼不久将看到“他的”第一千个婴儿出世。
教皇科学院每年授予一些科学家金质奖章。１９８１年，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法国人让—马里·勒恩获得金质奖章。比利时人克里斯蒂昂·德杜韦１９７０年成为科学院院士，４年后即１９７４年获得诺贝尔奖。去年，以色列年轻的科学家阿迪沙米尔被任命为院士。为伽利略翻案
目前，除了有关大脑、胚胎学和人口问题之外，引起科学院关注的另一个命题是“事物的复杂性”。雅克·利翁说：“不久前，人们采用的方法是把一个整体分成若干部分，以便对每一部分进行研究。但是，电脑的出现使人们可以证明各种不同现象之间的关系：能源、气候的变化、人口、星球的位置……人们发现了小原因和大结果的关系。”在教皇科学院里，所有的学者都有权发表意见。
事物的复杂性，这也许是教廷今天确定它同科学关系的一个根据。它的“出现”，可能同为伽利略翻案有关。
在梵蒂冈１９７９年纪念爱因斯坦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约翰—保罗二世表示希望研究曾使一位科学家遭受“莫大痛苦”的案件，而且教廷的声誉长期以来因此而受到了损害。审查案件的工作将在主教保罗普帕尔领导下进行。最后的结论将不会使所有的科学家感到高兴，但是结论将会表明，虽然伽利略跟着哥白尼反对地球中心说是对的，但他确立太阳中心说是错的。
从这一观点来看，教皇决定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３１日在教皇科学院发表讲话，结束这一案件，并不是没有用意的。他说：“复杂性论题的出现可能标志着自然科学史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人们可以从伽利略案件中吸取对今天出现的或明天可能出现的类似情况仍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训。除了两种偏见的和截然不同的观点以外，今天还有一种包括和超越了这两种观点的更开阔的见解。”教皇终于为在科学和信仰之间建立融洽关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