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改势头（三）

系统分析
恩托文曾在斯坦福大学主修经济学并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毕业后来到加州，在兰德公司工作。兰德公司在系统分析领域走在世界前列。恩托文受益匪浅。
兰德公司系统分析小组在国防问题上花了不少精力，并且把研究成果提交给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但是却出了问题。恩托文说：“也许是研究本身有问题，也许是决策过程有问题。我想我最好是亲自学习一下华盛顿的工作方式。”
１９６１年，这个机会来了，在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支持下，恩托文创办了系统分析办公室。１９６９年，恩托文离开华盛顿时，系统分析已经在五角大楼深深地扎下了根。政府的其它部门也深受影响。
他说：“我们一劳永逸地提高了政策分析的标准。”恩托文在武器系统购置方面的成就使他获得了肯尼迪总统颁发的突出贡献总统奖。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他的方法。国会议员斯塔克就说，“系统分析从未产生过效果。五角大楼从未有效地控制开支”。斯塔克是批评有管理的竞争计划的主要议员。
恩托文坚持己见。他认为，系统分析注重的不是枝节问题，而是战略问题。恩托文在华盛顿的任职到期后应邀去了乔治敦大学。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对医疗问题的兴趣丝毫也不亚于他对核武器问题的专注。１９６９年，他离开华盛顿，来到加州，成了利顿工业集团的副总裁。两年后，他当上了利顿医疗产品公司的总裁。他立即得出结论：美国的医疗体制注定要失败。“削减费用得不到鼓励，医生为什么要限制开支？医院为什么要购买更有效的医疗设备呢？他们可以把这些费用转嫁给保险公司或政府”。
４年后，恩托文厌倦了经理生活。就在这时，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为他提供了教授职位。恩托文欣然接受。两年前，他参加了一次全国医疗会议。他说，当时很多与会者感情冲动，敲桌弄椅，呐喊“我们需要国家医疗保险”。恩托文劝告他们，试图说明那是毫无用处的。可是，完全是白费口舌。一见如故
有一天，他决定穿滑雪服去参加一个会议，一俟会议结束就去滑雪。环视会议室，他发现还有一个人也穿着滑雪服。那正是埃尔伍德博士。他们在去滑雪场的路上打开了话匣子，谈得十分投机，话题自然是医疗问题。
７０年代初，儿科神经病学家埃尔伍德就开始邀请医疗人员参加他在杰克逊谷地召开的会议。他用类似于系统分析的方法向医疗领域的研究人员分配课题，希望他们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
恩托文和埃尔伍德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默契的合作者。恩托文探讨消费者如何作医疗决策的问题，因此他研究的是需求。埃尔伍德是位医生和企业家，所以他关注的是供给。（三）